.m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
汉元年(公元前204年)夏四月，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汉王的刘邦率领3万军队和自愿随从的数万官吏百姓离开关中，翻越秦岭，前往他的王都——汉中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去统治自己的封地——汉中、巴、蜀3郡(约相当今秦岭以南的陕西省、长江沿岸以北的四川省和相邻的湖北、甘肃一小部分)。“汉”的国名显然来自汉中，而汉中又得名于长江的支流汉水。
一般史书上将西汉的起迄时间定为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东汉则自公元25年至220年。严格地说，公元前206年刘邦自己只称汉王，统治区范围也有限，至公元前202年才称帝，至此汉朝才开始。这样算来，西汉有210年，东汉有195年。合起来共405年。从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权至清朝被推翻，在这2132年间，比较长的宋朝(北宋、南宋合计，算至1276年宋廷降元)是316年，唐朝是289年，明朝是276年，清朝是267年，没有一个能超过汉朝。
如果我们翻一下《中国历史地图集》就会发现：西汉所拥有的稳定疆域基本保持到了清朝前期，尽管在边疆的局部地区有所盈缩，但主体部分并没有变化。
“汉承秦制”，秦朝存在的时间太短，它的制度还来不及经受时间的考验，秦朝的短命更给它的制度蒙上了一层不样的色彩。真正使秦朝的制度得到保持、发展和完善的还是汉朝，而只有经过了汉朝4年的检验，这些制度的适用性才得到了确认，这就是当时很多制度一直延到近代的原因。
传世的文献资料使我们了解，汉朝曾经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强大而富足的国度，拥有在当时世界上堪称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灿烂丰富的文化。考古的新发现，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书、地图、帛画和大量实物，长安和其他古城遗址，居延和河西其他地方的汉简、中山王墓中的金缕玉衣、南越王墓、徐州楚王墓等等，更证实了文献记载。汉朝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汉”一度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名称，绝不是偶然的。
西汉帝国统治共209年(前202一8年)，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刘邦建国(前202年)到汉武帝初年(前134年)约七十年，主要是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以及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为强大的汉帝国出现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阶段，自汉武帝对匈奴战争开始到汉宣帝末年(前49年)约八十余年，为帝国向周边扩张时期，农工商业继续发展，同时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均有新的创建。
第三阶段，为元、成、哀、平帝时期，约五十余年间，是西汉帝国衰落时期。主要表现土地兼并激烈，贫富悬殊，政治衰败日趋严重。
一、楚汉战争和西汉王朝的建立
1、刘邦“约法三章”
刘邦率军进入咸阳后，采纳了樊哙kuài、张良的建议，退军灞上，封闭秦朝的珍宝府库，宣布废除秦的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史记》卷八《汉高祖本纪》)，让秦的一些地方宫留任原职，以维持社会秩序。刘邦的“约法三章”，一方面是重建封建法制的开始，是保护地主阶级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政治宣言，另一方面，它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因此得到了关中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慰劳刘邦的军队，“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史记》卷八《汉高祖本纪》)。刘邦的丞督事萧何把秦王朝的档案、律令、户籍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掌握了秦的山川形势、关隘要塞及土地和户口数字，为以后支援刘邦的统一战争以及封建国家的重建工作，准备了条件。
2、项羽的分封
公元前207年，项羽在河北消灭秦军主力后，就率领大军，冲破函谷关，进驻鸿门（陕西临潼东），准备与刘邦决一雌雄。当时，项羽拥兵四十万，号称百万，刘邦有军队十万，号称二十万，刘邦自知众寡不敌，采纳了张良的献策，亲至鸿门卑辞言好。项羽设宴招待刘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在宴会上，谋士范增几次示意要杀掉刘邦，项羽犹豫不决。刘邦在樊哈的保护下乘机逃走。“鸿门宴”后数日，项羽率军入咸阳，杀秦王子婴，烧秦宫室，收财宝妇女，然后发号施令，分割天下。他尊怀王为义帝，都于郴chēn (湖南郴县)，接着又暗杀了义帝。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占梁、楚九郡，都于彭城(江苏徐州)。封刘邦为汉王，居巴蜀汉中，又三分关中，封秦降将章邯等三人为王，以牵制刘邦。另外又将自己的亲信以及趁农民起义而拥兵割据的旧贵族分封为王，共封十八个王。
3、楚汉战争
项羽的分封引起了一些握有重兵的将领的不满，那些被贬的或未封王的，更是怀恨在心。其中尤以刘邦、田荣、彭越、陈余四人最为突出。当初楚怀王与诸侯有约，先入关中者王之，刘邦先入关，但项羽凭借自己势大，把刘邦赶到巴蜀汉中去当汉王。刘邦对此心怀不平。分封不久，握有重兵而未得封王的田荣，首先在齐地起兵反抗项羽，接着刘邦乘机进兵关中。从此，刘邦与项羽展开了近四年的楚汉战争。
汉元年〈前206年〉五月，田荣在东方起兵赶走被项羽封为齐王的田都，追杀胶东王田市，自立为齐王，又杀死济北王田安，尽据三齐之地；同时又与彭越将军印，令其夺回梁地。没有得到顶羽封地的陈余又向田荣献策，将项羽封为常山王的张耳赶走，归其故地与赵王歇，田荣于是遣兵向陈余一起攻常山(河北正定南)，大破张耳军，又从代(河北蔚县西南)迎回故赵王歇，使之王赵。赵王又立陈余为代王。于是项羽发兵攻田荣。刘邦以韩信为大将，乘机暗渡陈仓，自汉中攻入关中，大破章邯，占领咸阳；又派兵向西北攻占陇西(甘肃临洮táo)、北地(甘肃宁县西北)、上郡(陕西榆林东南)，在三个月之内消灭了为秦民所极力反对的三秦王，接着挥师东下出武关。
项羽此时率大军集中攻齐，无暇西顾。公元前二O五年(汉二年)冬，项羽在城阳大败田荣，田荣逃跑被杀。项羽兵至齐地后，毁城放火，掳掠妇女，坑田荣降卒。田荣弟田横，收集散兵，将数万人，与项羽争战，双方相持不下。刘邦乘齐、楚相争之际东进，降西魏王豹，掳殷王卬 áng，为义帝发丧，公开宣布同项羽决战。公元前二O五年夏，刘邦率军攻入项羽都城——彭城。正在齐地作战的项羽得此消息，立即率精兵三万回击。刘邦溃败，退出彭城。汉卒伤亡甚众，以致“淮水为之不流”，刘邦也几乎当了俘虏，其父及妻子吕雉zhì被项羽抓去，留在楚营当作入质。刘邦率数十骑逃到荥阳、成皋(河南巩义市上街)一带。
前204年(汉三年)，项羽又进击刘邦，占领荥阳、成皋，刘邦节节败退。这时，刘邦虽然正面作战失利，但其部将韩信在北方抄项羽后路，连续获得胜利，占领了赵地。同时，刘邦派人劝说九江王英布降汉，共击项羽。萧何又从关中征发兵丁补充军队，使汉军重整旗鼓，继续战斗。
前203年(汉四年)，楚汉两军在成皋一带，互有胜负，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韩信南下攻占齐地，彭越又为汉守魏地，时出游兵断楚粮道。项羽腹背受敌，形势对他极为不利。在长期相持之后，项羽退兵广武(河南荥阳北)，想与刘邦决一死战，而刘邦则按兵不动。项羽因后援不继，不敢与刘邦作持久战，只得与汉讲和，约定中分天下，划鸿沟为界，其东属楚，其西属汉，楚放回前所俘刘邦之父及妻吕雉。约定之后，项羽罢兵东归。
项羽撤兵东归，刘邦也欲引兵而西，张良、陈平力劝刘邦乘势灭楚，他们认为不趁此时灭楚，则“养虎自遗患”(《汉书》卷一《高帝纪》)。于是刘邦听从张良、陈平的劝告，决定乘势进击，使项羽无喘息之机。为了聚结大军消灭项羽，刘邦接受张良的计策，封韩信为齐王，并答应封彭越为梁王。韩信、彭越率军南下，包围项羽。前202年，刘邦会同诸军，约40万兵力，全力进击，将项羽紧紧包围。项羽连战失利，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力战不敌，退至垓下(安徽固镇界)。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溃散而逃，最后在乌江(安徽和县东北)自刎。
前202年初，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被汉王刘邦和各路诸侯的联军牢牢地包围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入夜，四周传来一片楚歌，使项羽大吃一惊:“莫非汉军已经占了楚国?怎么汉军中会有那么多楚人?”他知道大势已去，再也睡不着觉，在营帐中喝着闷酒。喝着喝着，项羽按纳不住内心的冲动，唱起一曲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 (我有盖世的勇气，有撼山的伟力)
时不利兮骓不逝， (可惜时机不利，连宝马也跑不快)
骓不逝兮可奈何， (宝马也跑不快，我奈何它不得)
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啊虞姬，我怎样才对得起你)
4、西汉的建立
刘邦初登帝位时，曾经让列侯诸将说出他所以得天下、项羽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要求他们直言无隐。高起和王陵说:“陛下为人傲慢，对人没有礼貌。项羽讲仁义，又爱护别人。但您派人去攻城略地后，战利品和俘虏都赏给了他们，有利益与大家共亭。项羽妒贤嫉能，陷害有功劳的人，怀疑有本领的人，打了胜仗的人不给记功，得了土地的人不给予好处，这就是他失天下的原因。”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说运筹决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子房(良)；主持行政机构，管理百姓，保证供应，使粮食的运输线不断绝，我不如萧何；率领百万大军，每战必胜，每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人物，我能使用他们，这才是我得到天下的原因。而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会败在我手里。”
实际上，在秦末参预逐鹿的群雄中，刘邦一开始并不具有“高材”的资格。
在刘邦成为汉朝的“太祖高皇帝”后，尽管史臣给他编造了一系列神话，却无法掩盖他出身“细微”的事实。刘邦出身在一个普通农家，父母连名字都没有，史书上只能称为“太公”和“刘媪ǎo”(刘大娘)；本人只担任过亭长，是最低级的吏。而项羽家世代楚将，是名将项燕的孙子、项梁的侄子。参与角逐的其他诸侯中，章邯是秦朝大将，曾经统率数十万大军；司马欣是章邯的长史(相当秘书长兼参谋长)；董翳是都尉；魏咎、魏豹是原魏国王族；韩王成是原韩国公子；赵王歇是原赵国王族；田信、田市、田都、田安、田假都是原齐国王族；张耳、陈余是原魏国的名士；论出身和家庭背景，都比刘邦有更大的号召力。
起兵前的刘邦没有什么能耐，好吃懒做，不治家业。有一次他拉了朋友来家吃饭，大嫂很讨厌，故意将锅底刮得很响，便他们以为锅里已经没有什么羹了。他爱喝酒，却没有钱，经常向王媪、武负家赊帐。据说王、武二人见他醉卧时上面有龙，常常将他的帐一笔勾销。这是他当了皇帝后的记载，实际可能是他经常赖帐。他好色，大儿子刘肥就是他和一位“外妇”(姘妇)营氏生的。刘邦当亭长后，与同事吃吃喝喝，关系拉得不错，但押送刑徒去咸阳时，还没有出县境就让不少人逃跑了。
刘邦起兵时，只在沛县征集到二三千人，而项梁、项羽渡江时已有子弟兵8000。刘邦连故乡丰邑也攻不下，得到项梁资助的5000名士卒和10名“五大夫将”后才取胜。项梁在时，刘邦听从他的调令。项梁死后，对付秦军主力章邯的是项羽，刘邦打的硬仗不多。入关后，刘邦的军队只有10万，而项羽拥有40万大军。刘邦去汉中时，项羽只拨给他3万士卒，沿途还有不少人逃亡。就是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也屡次失败，父母妻子被俘，胸口中箭，几次死里逃生。
但是历史恰恰让刘邦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给项羽安排了一个悲剧的结局。
楚汉战争以刘邦胜利而告结束。力量较小的刘邦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刘邦能正确地运用战略战术，与项羽斗智不斗力，用计分化收买项羽的部下，抄项羽的后路，派游兵切断项羽的粮道；加之刘邦善于用人，能把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联合起来，做到守有贤相，谋有良臣，战有猛将，力量由弱变强，终于战胜了项羽。而项羽自以为“力拔山兮气盖世”，迷信武力，缺乏远见，刚愎自用，不肯听从部下意见，妒贤嫉能，以致许多有才能的人如陈平、韩信、英布等都离楚归汉，贤士不附，将帅离心，甚至连他唯一的谋臣范增也被逼走。又因其残暴好杀，致使众叛亲离，日益孤立，落了个四面楚歌的可悲下场。此外，在战争过程中，刘邦有比较稳定的关中作后方，粮饷兵源比较充裕，可以专意东进而无后顾之忧。而项羽的后方，地盘虽大，但有十余个割据王国充塞其间，矛盾重重，貌合神离，明争暗斗，愈演愈烈。项羽孤军远征，供应不足，军力消耗无法补充，因此他东征西战，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这就给刘邦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创造了条件。
前202年(汉五年)二月，刘邦即皇帝位于定陶附近的氾fàn水之南，是为汉高祖。先定都洛阳，五月迁都于长安(陕西西安市)，重建地主阶级的统一政权。于是在秦亡之后的第五年，又出现了统一的西汉王朝。
二、汉初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1、稳定封建秩序
秦王朝末年，社会经济己濒于崩溃。再经陈胜、吴广起义以至楚汉相争的长期战乱，人口锐减，生产萎缩，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一石米要一万钱(正常价格不超过百钱)，一匹马值一百万(正常价格不超过万钱)。甚至皇帝也不能用四匹同色的马来驾车，将相大臣有的只好乘牛车“白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全国各地城市残破，户口损耗，比如原来有三万多户人家的曲逆县(今河北完县东)，这时只剩下五千户。其实人也不是全部死了，主要由于“天下大乱，秦法不施”，很多入逃亡到山林川泽，脱离了政府户籍，不再承担赋税德役。刘邦进入咸阳时，将军们都忙着去府库掠取金钱财宝，有政治远见的萧何却先把官府律令档案、文书图籍收藏起来，从而掌握了天下形势险要、民间疾苦、户口情况等宝贵材料，为规划作战和重建统治秩序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发展封建经济?这是关系到西汉地主政权能不能维持并巩固下去的首要问题。对于西汉统治者来说，农民起义的风暴刚刚过去，氓隶亡秦的事实时刻萦绕在他们的脑际。这种情况使他们不能不采取一些比较现实的措施。
从公元前二0二年(汉高祖五年)开始，汉高祖颁发了一系列记令，主要内容有：
(一)组织军队复员。大量解敌军队，让士兵回到田间务农，原籍东方六国的兵士愿留在关中的免除十二年徭役，回原籍的也免除六年徭役；在战争中曾立功受爵的，依爵位高低或食邑、或受田宅、或免除德役；战乱中由于饥饿自卖为奴婢的，放免为庶民；聚集在山林川泽避难的，各回原籍，恢复他们原有的爵位、田地、房屋。
(二)赐军吏卒以爵位。凡军吏宰爵在大夫以下或无爵者，皆赐爵为大夫(第五级爵)；您在大夫以上者，晋爵一级；爵在七大夫以下者，免除全家赋役；七大夫以上者，分给食邑， 是为高爵，其地位与县令、丞相等，应先给予田宅。这一条调令的作用，就是从政治上、经济上扶持一批因军功而获得土地的地主。
(三)招抚流亡。令战争期间流亡山泽不著户籍的人口，各归原籍，“复故爵田宅”。这使许多因秦末农民战争而丧失土地与爵位的地主和自耕农，重新获得土地和爵位:这对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生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释放奴婢。调令规定：因饥饿而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平民)”（以上均见《汉书》卷一《高帝纪》）。
以上是地主阶级适应农民战争后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它一方面扶植了一大批军功地主，扩大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封建统治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成果，使脱离生产的农民回到了土地上，占有少量土地，有了生产条件。这些规定既承认了原有大小地主的财产和社会地位，又增添了大批新的军功地主以及更多的自耕农民，当然他们同时也就都得列入国家户籍，承担租赋徭役。这就恢复了封建地主制社会的传统秩序，培植起汉王朝坚实的阶级基础。所以，这些地主阶级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了稳定局势，减少动乱促进生产发展，使社会经济逐步活跃起来的作用。
2、重建封建国家机器
西汉初年，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皇帝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都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较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较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
3、再建赋役制度:课文251页。
4、加强武装力量: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西汉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后改都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这就加强了对付农民的军事镇压力量。
5、制定法律：汉初除了建立军队外，又制定了法律。刘邦入关之初，约法三章，只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认为“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汉书》卷二三《刑法志》)，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萧何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兴律》、《户律》、《厩律》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后来，叔孙通作傍章十八篇，以补《九章律》之不足。
除了法律之外，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须无条件执行。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特征。
6、翦灭异姓王：早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打败项羽，曾分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一些重要将领为玉。汉初，被封的异姓王有七个，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韩王信、衡山王吴芮。这7个异性诸侯王的封地占当时汉朝疆域的一大半，太行山以东原六国旧地只有齐国(约相当今山东)的地方还属朝廷，其他最富庶的地方都在诸侯统治之下，汉朝的直辖区只有15个郡。加上有的诸侯重兵在握，不受朝廷约束，这些诸侯国的存在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分封异姓本来就非刘邦所愿，所以从分封之日起，刘邦就在策划如何一一消灭。
此外，还封了功臣萧何等一百四十多人为列侯。这些异姓王的存在，对中央集权是一个严重威胁。从公元前二0二年到公元前一九五年，七年之间，汉高祖借口他们谋反，将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杀掉，张敖(张耳子)被废为列侯，韩王信进入匈奴，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吴芮。平心而论，被刘邦消灭的7个异性王(臧荼加六国)中，除了韩王信以外，没有一个是真正主动谋反的。尽管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都是经过汉朝史臣裁剪过的史料，这一点还是很清楚的。臧荼反得莫名其妙，韩信、彭越明显是被栽赃，卢绾只是处置不当，张敖更是冤哉枉，英布原来只是防止被刘邦偷袭。从刘邦的用意看，韩王信即使不投降匈奴，也不会有善终。
这些异性王都曾重兵在握，有过辉煌的战绩，在楚汉之争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出于自身的目的，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兵力或战略地位与刘邦讨价还价，索取王位或土地，或者在关键时刻不服从刘邦的调度，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于国事之前，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背叛刘邦，或者自己夺取天下。倒不是他们毫无野心，而是由于刘邦的豁达大度和明智举措，赢得了他们的效忠:刘项之争中刘邦的发展趋势，使他们越来越相信他是天命所在，不敢再轻举妄动。
后世人当然可以指责刘邦的残酷无情，但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从刘邦灭英布以后，整个西汉再也没有受到异姓诸侯的威胁，新建的汉朝走向统一的道路没有出现反复，秦亡以后的分裂割据终告结束。这就提醒我们，这一段血腥的历史也有其合理的一面。
首先，大部分异姓王的存在既无必要，也非刘邦所愿。韩信之封齐王，彭越之封梁王，都是拥兵要挟的结果。韩王信是刘邦有言在先，不得不履约，但将天下之中的神要之地给他当封地实在不合适。英布封王也是刘邦不得不做的交换。臧荼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可封，只是鞭长莫及，暂时维持原状。既然这些王位是靠武力、靠刘邦一时之需换来的，一旦武力被解除或刘邦不再有需要，它们就不会再有存在的理由。可惜韩信等一味贪恋王位，迷信“丹书铁券”，没有人谦让，更没有人主动辞位，这就为自己留下了祸根。
其次，作为君主的刘邦不得不考虑汉朝的长远利益。刘邦死时己有五六十岁，在当时已不算寿短。他深知太子刘盈懦弱无能，但与吕后是患难夫妻，太子又没有什么过错，加上吕后通过张良等的帮助，一次次巩固了太子的地位，使刘邦一度想立戚夫人之子的打算无法实现。在继承人远不如自己的情况下，要保证他能够驾驭群臣，唯一的办法就是剪除其中的强者、不顺从者，首选的目标当然是那几位拥有大片封地和人口的异姓王了。彭越、英布不响应紧急征召既给了刘邦口实，也给刘邦敲起了警钟一一要现在不消灭他们，自己死后还有谁能对付他们?
再者，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欲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尽管异姓王当时不想谋反，但不能保证他们今后不会谋反，更不能杜绝有人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像蒯通、武涉、扈辄这样的说客、辩士、劝主子反叛的大有人在，荣华富贵和绝对权力的巨大诱惑随时都会驱使一些人不借冒身败名裂的风险。即使是异姓王只考虑个人的利益，也足以构成对国家的威胁。
汉朝以后，几乎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会杀功臣，像宋太祖赵匡胤这样不开杀戒的几乎绝无仅有，但前提是他的“杯酒释兵权”等政策没有受到抵制，其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得以顺利执行。所以，杀功臣一类事不能完全归咎于皇帝的个人品质，而应该看成为专制集权制度的必然产物。
汉九年(公元前198年)未央宫落成，刘邦在宫中大宴群臣。他起身向他的父亲太上皇敬酒时，志得意满地说：从前您老人家总认为我不成材，不能创家业，比不上二哥能干。现在您看看我所挣得的家业同二哥比是谁更多?群臣都欢呼万岁，赞扬刘邦创下了“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这份最大的家业。正由于把天下看作是自己“争于气力”夺得的私产，刘邦在衣锦荣归故乡纵酒作乐之际，就不禁唱出了满腔心事：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今兮守四方。
踌躇满志的刘邦此时劳心苦思的就是怎么来保住他这份家业。既然把天下看作家产，当然可以与家人同事，这就使他与其亲属于弟建立起共存共荣的关系，在刘邦看来，他们也便成了“守四方”的理想入选。而同时，照当时人们的见解，这也算是吸取了秦王朝不分封子弟以致孤立无援而灭亡的教训了。所以，在翦灭韩信、彭越等异姓王的同时，刘邦使陆续分封其弟、子、侄等为楚、齐、梁、赵、燕、代等九国国王，其中的大国竞据有六郡七十余城土地，除了这相由中央委派外，其他官员都由国王自己选任，临民治国，掌握实权。这九国共占有土地三十九郡之多，而汉王朝直辖的郡县地区才只有十五郡，仅相当于战国末年的泰国版图。这就出现了郡县和封国并立的特殊局势。在汉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体制一方面对巩固刘氏政权确曾发挥过一定作用:另一方面，却又孕育着刘氏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因素。
随着异姓王的翦除，汉高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汉书》卷一《诸侯王表》)，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以代替异姓王，他们是：齐王刘肥、楚王刘交、吴王刘濞、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梁玉刘恢、赵王刘如意、淮阳王刘友、燕玉如刘建。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刘邦以为有了这样的“磐石之宗”，刘家的天下就可以固若金汤。刘邦大封同性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人错误地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认为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制，特别是没有封自己的子弟亲属为诸侯王，所以一旦出现反叛就没有人出来拱卫皇室，形成土崩瓦解的局面。出身“细微”的刘邦自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像黄河、泰山那样长久，传之千秋，自己的家属又人数有限，所以凡是能封王的兄弟、子侄几乎都封了，以为这样一来，国内要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众多的同姓王必定会竭尽全力拱卫皇室。而这也是保卫他们自己的王位，一致的利害关系会使他们尽心尽力。异心王的离心和反叛，更使他增加了对同姓王的依赖，所以立同姓王的速度比废异姓王更快。
另一方面，郡县制实行的时间毕竟太短，它的优越性还没有能被多数政治家所认识。秦始皇利用中央集权制度所进行的残暴统治也使郡县制代受其过，不少人认为实行郡县制导致了“暴秦”的出现。还有些人并不否定郡县制的优越性，但觉得分封制也有存在的必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这些看法对刘邦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废异姓国只是为了不让异姓拥有土地和权力，并不是废除分封制，他封的同姓诸侯因是一种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混合体。守这些国中，郡县制依然存在，但诸侯王可以任命郡末守(郡的行政长官)以下的官员，可以征收赋税摇役，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属于王国的郡称为支郡，支郡名义上还是属于朝廷，实际上己置于王国的直接统治之下。
三、文景之治
汉高祖总结秦亡的教训，实行黄者无为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德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文京之治”。
刘邦临终前，对后事做了安排，规定由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相继为巫相。刘邦死后，其子惠帝(刘盈，前195一前188年在位)软弱无能，其妻吕后(吕雉)专政，成为实际统治者。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直接执政。吕后对刘邦其他姬妾和她们的儿子是相当残忍的，她毒死赵王如意，杀害了其母戚夫人，又害死赵王友。惠帝无子，吕后将宫中美人之子冒充惠帝皇后所生，立为太子，又将其生母杀死。惠帝死后，太子名义上已经即位，实际被吕后幽禁后杀害。吕后又玩弄权术，大封吕氏王侯，并让吕禄、吕产、吕台等掌握兵权，控制了皇宫内外的警卫。但吕后“政不出户”，并没有改变刘邦的政策，加上萧何、曹参等连续担任丞相，国内社会安定，经济逐步恢复，刑罚有所减轻，农业生产受到重视，产量增加。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在此前太尉周勃、右丞相阵平又做了应变准备。齐王刘襄得知诸吕阴谋，起兵西进，与拥重兵屯驻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的颍阴侯灌婴相约，一旦吕氏有变就合兵讨伐，这起了很大的威摄作用。陈平、周勃与朱虚侯刘章(刘邦之孙、齐王襄之弟)等设计夺取吕禄的兵权，由周勃指挥北军，清除吕氏势力。大臣商议，拥立刘邦庶子、代王刘恒(文帝，前180一前157年在位)为帝。
文帝刘恒是高帝刘邦庶子，他的母亲薄姬不受宠爱，因而也免遭日后嫉恨。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仅仅八岁就被立为代王，封国在今山西中部，当时属偏僻边区，远离政治中心，与汉廷的权力斗争没有多少牵连。正由于这样一种比较超脱的地位，才使他得到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功臣集团和刘氏宗室的一致赞同，越过觊觎帝位首先起兵声讨诸吕的齐王刘襄而坐享其成。他确乎是在臣民欢迎拥戴之下，正大光明地当了皇帝。这就使他在政治上处于优势，能够坚持原则驾驭群臣。加上他深明君道，很有政治才能，他的统治不仅为汉王朝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二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史上也颇具特色:因而被旧史家称颂为可以同西周的成康媲美的治世，誉为封建帝王中的一位明君。
1、轻徭薄赋。文帝时社会上己出现“法律贱商人，商人己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汉书》卷二四《食货志》)的局面。针对这一情况，文帝提倡以农为本，多次发布谓令劝农，以发展封建的农业经济。文帝一再强调:“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他一方面恢复古代的“籍田礼”做出带头种田的姿态以鼓励农耕，另方面还多次减免田租，有时减一半，有时全免。口赋和徭役也减少三分之二。又还裁减首都部分警卫部队，压缩皇室的马匹调去资助政府的驿站，还曾赦免宫奴婢为庶人，以及赏赐孤寡老人等。景帝大体上继承这一套政策，也很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他下诏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到地广人稀地区去从事垦殖。正式确定田租税率为三十分之一，比过去减少一半。又规定男子二十岁开始服格役，比过去推迟几年。这些都有助于农业生产。公元前一六七年七月，文帝下诏“除因之租税”(《汉书》卷四《文帝纪》)；公元前一五六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汉书》卷五《景帝纪》），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的定制。文景时又减少地方的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并颁布了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这些措施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生活得到相对安定。所以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汉书》卷一六《高惠离后文功臣表序》)。粮价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太平御览)卷二五引桓谭《新论》)这是社会经济恢复的具体说明。
文帝之所以不断减轻租赋徭役，关键在于他有效地控制了政府财政开支。他在位二十二年中，没有新建宫室苑圃，还经常撤消旧有的苑团，将土地赐与贫民。有次他打算修一座露台，工匠造预算说是要花费百金。他听了便说:百金是十户中等人家的资产啊!我享用先帝留下的宫室都感到不配而羞愧，还修露台干什么?马上作罢。他平时节省宫廷生活费用，修建陵墓也不用金银贵重物品殉葬，只用些陶器，建筑也尽量省工。临死时下遗诏说，天下万物有生就有死，不必过于悲伤。丧事一切从筒，还将宫中大部分美女放回家。除了自身带头节约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坚持保境安民的原则，尽量避免用兵作战。当时将军陈武等建议出兵，恢复秦王朝时疆土。文帝却说:打仗是凶险的事情，纵使能够获胜，损耗也很大，民众受不了。我只希望边境保持和平安宁，好处就很多了，暂且不必考虑用兵攻取。他曾派陆贾出使南越，通过交涉折服了割据南方自号“武帝”的赵佗，使他纳贡称臣不再扰边。又采纳晃错的建议，移民充实北部边区，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力量。由于他采取守势，努力减少军事活动，这样就使得人民的徭役负担大大减轻，有可能安心生产，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粮食价格降到十多钱一石，全国呈现一派和平繁荣景象。当张释之向文帝提出一些建议时，文帝曾要求他：“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即是说不用讲一些大话空话，要谈就谈当前具体可行的意见。于是张释之就向他讲秦汉的事情，秦所以失败汉所以成功的经验教训，讲了很多，文帝听得挺高兴。后来也还常向他询问秦政的流弊。同秦胡堵塞言路的作风相反，汉文帝比较能鼓励臣民发表意见，大小群臣提出建议他都能认真听取。讲得对的就嘉奖，错误的不采纳就算了，也不追究责任。有次一个芝麻大的小官冯唐当面指责他不能选任良将，他当时虽然生气地离开了，事后却又把冯唐校来仔细询问并立即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处置。汉代学者认为，这正是汉文帝突出的优点。
2、约法省禁。文景时期，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汉书》卷二三《刑法志》)，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严刑苛法，如诽谤妖言法、妻驾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等，并减轻笛刑，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不求细苛，以至有“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汉书》卷五一《贾山传》)、“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汉书》卷四《文帝纪》)之说。注意修改苛酷的刑罚，以松弛一下秦王朝遗留的过分紧张的政治局势，适当缓和专制政府对民众压迫的程度，企图培植一种比较安宁平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以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文帝元年曾废除一人犯罪，父母家属连坐的法令。二年度除诽谤妖言罪。十三年又废止割鼻、断足等残害肢体的肉刑，代之以答刑。但由于开始规定答刑的最高额多至五百，“或至死而笞未毕”，人已经打死了刑数还未满额。名义上在减轻刑罚，实际上受刑而死的人反而更多。景帝发现这一问题后，进一步加以改革，把最高限额减为二百，还规定了竹板的尺寸大小，只打臀部，每名罪犯限定由一个差人行刑，中途不许换人，这以后受笞刑的人才得保住性命。文帝又规定罪犯服劳役有一定的刑期，凡不逃亡而服刑期满的，可免为庶入。改变了自古以来“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考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至”的传统制度，这是爱情和保护社会劳动力的一项重大改进。文帝晚年由于方士新垣平装神弄鬼欺骗校查觉，恢复了连坐族诛的酷刑，但除谋反大逆罪以外，其他罪犯还是没有实行连坐法了。加以文帝君臣强调教化，量刑宽大，断案比较审慎，嫌疑不能判定的案子多从宽处理，所以刑事案件大为减少，据说一年只有几百件，社会治安儿乎达到了儒生们理想的西周盛世的水平。这同秦王朝末年“囹圄成市，赫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的残酷景象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文景之治”得以出现的前提条件。
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使封建统治进一步巩固起来。
3、打击地方割据势力
西汉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对封建割据势力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巩固了统一的局面。
其实封国的存在，对中央集权必然是个离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的势力日益膨胀，“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宫，同制京师”(《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诸王掌握着封国内的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这些诸侯王日益骄横，“出入拟于天子”，甚至“不听天子诏”，时刻想举兵夺取皇位。文帝即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一七七年，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去太原击匈奴之机，发动武装叛乱，开了王国武装反抗中央之端。三年之后，淮南至刘长又步刘兴居后尘。这两处叛乱虽然被消灭，但拥有五十三城的吴王刘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可见，此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
面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好多官吏都感到事态的严重，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刘邦分封子弟造成都因并立的政策是时代的错误，就从巩固刘家天下来看，它虽然能收到暂时的效益，却种下了长远的祸根。文帝时，梁王太博贾谊给文帝上了有名的《治安策》，认为当时形势有“可为痛哭者一”，便是诸侯王强大难制。指出，当时齐楚等国主主各传子孙二三代，与皇室亲属关系日益疏远，感情淡薄。半独立的王国同集权的皇朝在各方面存在许多矛盾，相互猜忌，各怀疑惧，叛乱仅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他认为王国太强大就好比入患了肿病，一条小肠粗如腰，一根指头袒如腿，怎么能够指挥屈伸呢?所以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卷八四《贾谊传》），主张尽封诸王子弟，使大国分为尽可能多的小国，“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便臂，臂之便指，莫不制从”，中央才容易控制。另方面他义建议文帝把自己的亲儿子安排到要害地区建立大国以便拱卫皇宝，说明他还是没有从根本体制上认清问题实质。但是文帝却采纳了贾谊的意见，把太子的同母弟刘武封为梁王，都于战略要地睢阳(今河南商丘)，拥有四十多县富庶地区。又尽封齐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分齐国为济北、甾川、胶东、胶西、济南、齐等六国。
当年刘邦在击灭英布后，封其侄刘濞为吴玉，都吴(今江苏苏州)，拥有江东五十三县，盛产钢、盐，国富民强。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与皇太子发生冲突被误伤致死，刘濞从此怨恨不朝，图媒叛乱。由于文帝优容礼遇，暂时没有发作。景帝时，吴王刘濞叛乱的形迹更加明显。御史大夫晁错认为诸王国太强大威胁皇室，应当绳之以法，抓住他们的过失以削夺因土作为惩罚，逐步减弱其势力，才能提高皇权，安定国家。尤其是吴国蓄谋叛乱多年，更应当严惩。他也估计到这样作可能激起变故，但是他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史记卷一O六《吴王濞列传》》既然是祸，迟发作不如早发作。景帝采纳他的意见，先后认为吴王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建议削夺诸侯玉的封地。景帝采纳了晁错"削藩"的建议，开始削夺王国的一部分土地，削夺赵国的常山郡，楚国的东海郡以及胶西国的六个县，划归中央直接管辖，最后在下令削夺吴国的会稽郡和豫章都时，吴楚等七国遂于公元前一五四年(景帝前元三年)正月举兵叛乱。
吴王濞是这次叛乱的主谋和首领。他倚仗吴国治铜、铸钱、煮盐等优越的条件，早巳蓄谋夺取皇位。他联合了胶西王刘印、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僻光、甾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借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共同起兵。吴王濞把封国内十四岁至六十二岁的男子二十余万人编成军队，亲自率领，从广陵(江苏扬州)起兵北上。他自侍兵强马壮，军粮充足，宣称:“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民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说明他发动叛乱，蓄谋己久。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等率大军前去迎击，同时又杀掉晁错，命袁盎为太常去吴国刘濞退兵。一时黑云压城，长安城中的高利贷者认为东方战事胜欧难知，竞不肯贷款给从军东征的列侯封君，好象汉中央政权已经命在旦夕了。
在吴楚七国声势汹汹的进攻面前，景帝也动摇了。他听信晁错政敌袁盎(音昂)的谗言，以为牺牲晁错、退还削地可以换来和平，便授意丞相庄青霍等诬告冕错不忠，把他骗到长安东市腰斩，还残暴地杀害其全家老小。当然这种手法不可能解决诸王国同皇室的矛盾，只不过暴露了景帝的张皇失措，真正是亲痛仇快的一件蠢事。所以当袁盎等以接受条件杀了晁错而去吴国谈判求和时，刘濞不仅不退兵，反而扬言:“我已为东帝。”于是景帝决心讨平叛乱。
周亚夫率领大军迎击吴楚军。他采用重兵坚守，用轻兵断绝吴楚粮道的策略，使吴楚军不能持久作战。下邑（安徽砀山东）一战，“吴大败，士卒多饥死叛散”(《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周亚夫率精兵追击，吴王刘濞仅率千人南逃，被东殴杀死。其余诸国也被打败，国王们都自杀或被杀。七国之乱经过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的平定，使诸侯王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公元前一四五年(中元五年)景帝“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改王国丞相为相，废除其御史大夫、廷尉、宗正、博士等官，对大夫以下的其他官吏也予以裁减。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的任免极全部收归中央，“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不能掌握政权和军队二从此以后，王国实际上变成了和中央直接统辖的郡一样的地方单位。
四、西汉中期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
经过汉初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到公元前一四O年汉武帝即位以后，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公元前140年一一一前87年)，从时间看占了整个西汉一代的四分之一，而且正当最繁荣强盛的时期。这段时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很重要的时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很值得注意。汉武帝继承文景之治造成的富强国势和安定政局，对内加强皇权巩固统一，对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是完成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帝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从考古材料可以看出，西汉初六七十年间，物质文化面貌基本上还保存着战国时期的分裂状态，武帝以后，地方性急剧消失，民族融合加强，统一的文化才得到迅速发展.事实证明，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到汉武帝以后才完全确立的，这对祖国历史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影响极为深远。汉武帝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1、继续打击地方割剧势力
推恩令:汉武帝于公元前一二七年(元朔二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娟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卷六《武帝纪》)。把大的王国分为好几个小侯国，西汉一代王子侯计四百零八人，大都是在汉武帝行“推恩令”时分封的。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这样作，看起来是皇帝给予诸玉子弟的特殊恩宽，让他们无功也得封侯，皆大欢喜。实际上却分割了王国疆土，使其不需明令削夺而自然解体;因为一旦建立侯国，便成为由汉王朝郡县直接管理的区域了。武帝采纳了这个被称为“推恩令”的巧妙办法，用和平手段实现了贾谊、晁错以来尊崇皇权裁抑王国的夙愿。
左官律：后来，汉武帝又“作左宫之律，设附益之法”(《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玉网罗人才，防止他们从事非法活动。
“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玉的目的。公元前一一二年〈元鼎五年〉，汉武帝以诸侯玉所献助祭的“酣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者达一百零六人，占当时列候的半数。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五、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封国的改事，封土而不治民。而且此后即使是新鼓皇子为王，最大的也不过十多个城，同样也只是收取租税，不得参与政务，一切事情由中央任命的官员处理。虽然还保留着王国的名称，实质上和郡县一样，士民已不再臣属和尊崇国玉，国主也就和普通大富翁差不多了。这样才最后解决了皇胡同王国的矛盾，使中央集权体制全面巩固下来，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
2、打击地方豪强。
西汉前期，随着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地豪强势力大为膨胀。他们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姓，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兼并土地，横行乡里，独霸一方。对于这种地方豪强势力，汉武帝采取了限制和打击的政策，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豪强的办法，把他们迁到关中，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内实京师，外销奸猾”，做到“不诛而害除”；(《汉书》卷六四《主父偃传》)另一方面利用以严酷著称的官吏诛杀豪强。例如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干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公元前-O六年(元封五年)，分全国为十三部(州)，每部(州)派刺史一人，于每年秋天巡行郡国，按“六条问事”的职权，监督郡国，第一条就是对“强宗豪右”的限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更有效地管理广大国土，武帝把天下郡国划分成十三个州部。州部作为监察单位各包括五至十个郡、国，各派遣刺史一人代表中央监察所辖区域内诸郡、国。刺史不处理一般行政事务，专门检察各地豪强地主违法乱纪活动，地方长官郡守、国相等人的贪污暴虐营私舞弊行为，以维护中央政令的贯彻执行。刺史只是相当于县长品级的小官，却负责监督郡守品级的方面大员。经他考查认为优秀的地方长官可推荐到中央任九卿，认为恶劣的即可罢免。职权重大，升迁迅速，是代表皇帝监督地方官员的得力干将，很有助于中央对全国各地区的控制。同时，由于刺史品级不高，又不管日常政务，就使州部只是一个监察区域而不会形成一级新的地方行政组织，从而防止它权力膨胀以致发展为新的独立王国。所以，刺史的确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有效措施。
通过上述措施，地方豪强势力受到了一定的打击，有的甚至倾家荡产。此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
3、加强中央集权
汉初丞相都是开国功臣或皇亲国戚，权力很大。比如窦太后提出皇后兄王信可以封侯，景帝却说，这事得同丞相商议。而丞相周亚夫认为，按照传统制度无功不得封侯，皇后的哥哥也不能例外，景帝只好作罢。朝中群臣甚至象内史(首都市长)这样的高宫，丞相认为有过失的部可以先斩后奏。在同皇帝商量国事时，丞相的意见也备受尊重，一般都是照准的，推荐官员甚至一出仕就可充任丸卿郡守品级的大。武帝逐步改变这种状况，适逢这时功臣元老也大都去世，正好方便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如象年轻时因家贫曾在海边牧猪的公孙弘，后来诵读儒书，被举为“贤良文学”到长安参加考试，武帝亲自评为第一，几年中便升任丞相并且封侯。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皇权，采取了限制丞相权力的措施。他亲自过问一切政务，令丸卿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奏事。与此同时，还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待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发号施令。这样，在朝宫中有了“中朝”(或称内朝)和外朝之分。由尚书、中书、待中等组成的“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宫，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了。中外朝的形成，显示了统治权力的高度集中。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汉武帝颁行了一套新的选用宫吏制度，注意选拔入才，充实官僚机构。
汉初，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故景帝以前，有“吏多军功”(《汉书》卷五《景帝纪》)之语；二是选自郎宫，郎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即、郎中、议郎等。郎宫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诀额，即可由郎宫中选用，所以董仲舒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军功地主到武帝时已经没落(参看朱绍侯《军功爵制试探》)。郎官多出自“任子”(二千石以上宫任职满三年，可举子弟一人为郎，称“任子”)或“资选”(非有市籍的商人，家资满十万，文帝时减为四万，可任郎官或做一般官吏)，难于选拔到真正的人才，因此，汉武帝即位后，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新的选拔宫吏的制度：
其一为察举制。汉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汉武帝时始以明文规定下来，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不久，又规定依人口的数量、按比例进行选举，取消了资产的限制。这样使察举制逐渐完善起来。
其二为“征召”之制，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汉武帝召见，确有才能，即授予官职。与此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天下吏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官职。
其三，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也可入仕。公元前一二四年(元朔五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得甲等者并为郎宫。汉武帝通过这些措施，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史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从而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
汉武帝在广开仕途的同时，又采取措施，加强了地主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军队和法律。在中央的常备军中，增设八校尉，隶属北军；增设期门军、羽林军，隶属南军；此外，又增设楼船(水军)等军种。军队的加强，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同时也加强了对外作战和对内镇压的力量。在汉武帝时期，地主阶级专政的法律更为严密烦苛，律令多至“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干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书》卷二三《刑法志》)。法律条文如此烦苛，表明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统治的残酷性。
4、加强中央集权的财经措施汉武帝时期，在财政经济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加强中央对全国经济的控制，以解决由于战争和宫廷奢侈生活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其主要措施是：
(一)改革币制，把铸币权收归中央
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这一方面造成币制混乱，物价上涨，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培天子，威胁中央。据《盐铁论·错币》记载:“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治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山东好猾，咸聚吴国”，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一支力量。吴王在起兵叛乱时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职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可见，郡国诸侯王操持铸币权，势力膨胀，成为吴楚七国之乱的经济基础。
公元前一一三年(元鼎四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宫、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株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锅的质量成色，技巧负责刻范。这次新铸的五株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自武帝中叶起到唐代止的六七百年间，五株钱差不多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一使用的标准货币。由于五株钱大小轻重适当，所以长期行用达七百多年之久，到唐初才被取代。
(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
食盐为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铁器在汉代已是生产和生活的主要用具，所以煮盐和治铁成为汉代工商业中资金最大、利润最高的重要行业而且盐场铁矿多在山区海滨荒僻边远的地方，聚集成百上千人，往往都是受富商奴役的流亡贫民，对社会治安也很有妨害。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特别是文帝时，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于是富商大贾、豪强地主往往占有山海，或采矿治铁，或煮海制盐，一家治铁或煮盐使用的人，多至千余名。他们“专山泽之饶”(《盐铁论·禁耕》)，垄断了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治铁煮盐业，这不仅影响中央财政的收入，而且也助长了分裂割据势力。汉武帝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采纳大商人孔汲和东郭咸阳的建议，决定把私人垄断的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政府，由国家垄断经营。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武帝下令禁止民间从事盐铁业，由政府特设盐宫法官垄断经营，控制生产，包办运售，牟取暴利。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官或铁官，管理煮盐、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务。不产铁的地方设小铁宫，以熔化废铁作农具或用具。当时所设的盐官有三十七处，铁官四十九处。盐铁官营后，严禁私人铸铁和煮盐，“敢私铸铁器煮盐者，砍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卷三O《平准书》)。自从盐铁官营后，汉政府增加了收入。所以桑弘羊说:“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此皆……盐铁之福也。”(《盐铁论·轻重》)但是管理盐铁的官吏多为盐铁商人，经营不善，往往产品质量低，价格昂贵，贫民购买不起。
汉武帝死后第六年即公元前八一年，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曾议罢盐铁官营事，和桑弘羊等进行了争论。关于这些政策和利弊的争论，在昭帝初年的盐铁会议上曾广泛展开。当时“资良文学”强烈反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以及平准、均输等政策，揭露了这些方面的许多弊端。要求节约政府开支，减轻赋税摇役，改行休养生息政策。由于事关政府大宗财政收入，后来只取消了酒类专实和裁减部分地区铁官，主要的政策仍然保留。但是在节约开支，与民休息这些方面，“贤良文学”的意见还是受到重视的。这样开源节流，对昭宣时期的经济恢复曾有良好作用。双方的主要论点，保存在《盐铁论》这本书中，我们现在还可从中看出当时这场争论的激烈。这次会议由桓宽作记录，整理成书，就是现存的《盐铁论》。会议的结果，取消了酒的专卖和关内铁官，对汉武帝官营政策作了限制和修改。
汉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采纳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原先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资，引起物价上涨，地方上交中央的员赋，“往来烦难，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盐铁论·本议》)。而且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于是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宫，负责管理、调度、分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税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又由大衣令置平准宫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远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作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物价，防止富商大贾从中谋取巨利。
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卷30《平准书》)。皇帝的赏赐、战争的费用.“皆仰大农入大衣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潜之”(《汉书》卷24《食货志》)
(三)算缗和告缗
为了打击富商大贾、高利贷者的经济势力，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于公元前一一九年（元狩四年），颁布了算缗和告缗的命令。算缗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干钱，抽税一算(百二十钱)；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凡四千钱，抽一算；不是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相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的车，则征收二算；船五文以上者，每只船抽税一算。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鼓励知清者揭发，叫做“告缗”。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告发者奖结核没收财产的一半。同时重申，禁止商入占有土地，违者没收。此法一行，各地争相告绩。在杨可主管告缗事务时，告缗之风，遍及全国。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中家以上大氏(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氏(抵)破。”封建国家又发了一笔横财。
上述各项措施的实行，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贸、豪强、贵族的经济势力，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困难，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势力，巩固了地主阶级专政。
(四)独尊儒术
汉武帝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措施，加强封建专制主义，而且在思想上也加强了统治。
汉初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的要求。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实观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便起而代之二。于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用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思想，作为统治思想。
汉武帝所以要用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工具，首先是董仲舒非常强调“大一绕”，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这就是利用道家的天道观，为封建政权服务，把道家的道统，变成封建的法统。董仲舒还特别强调法治，把儒家的天道观，为封建政权服务，把道家的道统，变成封建的法统。董仲舒还特别强调法治，把儒法两家揉合为一体，既主张“以教化为大务”（《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其实质就是外儒内法，也就是汉宜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卷丸《元帝纪》)。这种统治思想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自从汉武帝确定“独尊儒术”以后，以孔孟为正宗的儒学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攻读五经成了干禄仕进的敲门砖。
五、昭宣中兴
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时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的烽火四处燃烧。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等。
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罪己之沼，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废除)擅赋，力本农”(《汉书》卷九六《西域传》)，表示与民更始，发展生产，与民休息。汉武帝死后，昭帝、宣帝相继当政，西汉历史进入昭、室时期。这一时期，统治者采取了以下三个主要政策：
(一)轻摇薄赋，发展生产
汉武帝末年，民穷财尽，封建经济濒临崩溃。昭、宣二帝时期，“知时务之耍，轻得薄赋，与民休息”(《汉书》卷七《昭帝纪》)，立本于农，七次颁布了减免田租、口赋及其它杂税的诏令，六次颁布照贷种、食和“勿收责(债)”的诏令。凡遇郡国遭受地震、水旱之灾，当年租赋徭役皆免，减少农民破产、流亡。昭帝时还颁布了“令民得以律占租”的法令，废除了律外苛税。宣帝时还下令“勿行苛政”减盐价，禁止官吏“擅兴徭役”，注意减轻农民的负担。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面临崩溃的西汉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农业生产开始上升。呈现宣帝时，谷价降到每石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不过八钱，成为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沿边还设立了常平仓，以调剂边她的需要，这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佐证。
（二）重视吏治
为了保证政令的贯彻，昭、宣时期，对吏治十分重视。霍光辅改，竭力恢复汉初的传统政策，“修孝文时政”。宣帝时也尽力改革弊政，澄清吏治。重视地方官吏的选举，补刺史、守、相，必由大臣推举，他亲自召见，询问治安之术。其政清者给予褒奖。如颖川太守黄霸，“养视鳏寡，赡助贫穷”（《汉书》卷八九《循吏传》），于是下诏褒奖为“贤人君子”，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对于公卿大臣多从有政绩的地方官选拔。如黄霸由郡太守，迁升为御史大夫。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史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汉书》卷七四《魏相传》），“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三)平理刑狱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昭帝于公元前八三年(始元四年)，颁布特赦令，“辞讼在后二年前，皆勿听治”(《汉书》卷七《昭帝纪》)。宣帝亲政后，进一步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酷法，如公元前六六年(地节四年)，诏减“首匿法”，宣布“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医大父母，皆勿坐”（《汉书》卷八《宣帝纪》）。下令凡触犯他名讳的人免于刑事追究。并设置了廷尉一官，专助廷尉决疑案、平冤狱，把治狱的好坏作为考核宫吏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这些措施，改变了武帝末年人人自危，大臣"安危不可知"的恐怖局面，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昭、宣时期这些政治、经济措施的实行，使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王朝又兴盛起来。刘向评论汉宣帝时称赞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风俗通·正失》)。这一评论有溢美之辞，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客观事实。
第二节、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西汉农业的繁荣（代田与区种）
斯大林曾经指出:只有统一的大国才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并确保自己的独立。昙花一现的秦王朝没有来得及体现出这种优越性，西汉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武功的显赫则正是集中统一带来的好处。它首先表现在以人口增殖和农田垦辟为标志的农业发展上司秦王朝的人口估计约二千万，经过秦末战乱，损失很大，一“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十二三”(《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由于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到武帝即位时又曾达到相当富庶的局面。在这个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的基础上，才能有汉武帝辉煌的文治武功。但由于武帝时长期战争的消耗加上他的奢侈浪费，又使得“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汉书·夏侯胜传》)。不过，武帝晚年改变了政策，恢复休养生息方针，发展农业生产。经过昭宣二代贯彻执行，“流民稍还，田野益辟”。到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汉王朝共有郡、国一百零三，县级单位一千五百八十七，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农田八百二十七万零五百三十六顷(约合今二亿八千三百六十三万亩)。 这是西汉一代的最高数字。在人口方面，一直要到明代我国总人口超过六干万时，才突破了这个记录。从人口分布情况看，当时全国经济童心在黄河中下游，这里面积约占全国百分之十二，却集中了全国百分之六十八左右的人口。
汉代农业己普遍使用铁农具，当时铁器被称为农民的得力干将，使用它可使田野垦辟，五谷丰收；缺少它农民吃尽苦头还不能开垦荒地，庄稼不茂盛，费力多得益少，也就无法摆脱贫困。近年来在全国各地有不少汉代铁器出土，包括边疆兄弟民族地区都有发现。一九七五年在河南郑州古蒙镇发掘一处汉代治铁遗址，出土铁器中农具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所以当时王莽就曾指出：“铁，田农之本”。而由于铁器的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便促进了个体小农经济的普遍发展，构成当时农业经营的主要形态。正如晁错所记述的，他们一般是五口之家，两个劳动力，耕种一百亩(约合今二十九亩多)土地。一年四季辛勤劳作，还要为官府服劳没、交租赋，碰上灾荒或苛捐杂税，就穷于应付而落入高利贷罗网，以致实因卖房卖儿女而破产。这里没有提到地租负担，而且在困难时还可以出卖田地，说明他们是自己占有土地、农具并独立经营的小农。他们是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是帝国力量的源泉。在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下，社会比较安定，剥削压迫相对稍轻，自耕小农曾是政府鼓励扶植的对象，也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力。尤其是其中的富裕户即汉代所谓“力团”，更受到政府免除徭役的优待，担负着指导农业生产的重任，发挥过重要作用。
全面反映西汉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水平的是“代田法”和“区种法”，它们体现了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代田法是汉武帝末年赵过推广的。所谓“代田”，就是把田地翻耕整平后，开挖出沟和垄。播种于沟中，幼苗长在沟里，既减少叶面风吹蒸发，又减少沟中水分损失，能促进健壮生长。以后则结合中耕除草，逐步将垄土锄下培壅根，等到作物长成，垄土全部培于根脚。庄稼根深秆壮，就能经受风旱，获得丰收，它比不开沟垄的“漫田”每亩可增产一石到二石。次年便在垄处开沟，沟处留垄，轮番使用地力，不必休闲而可起到休耕的作用。所谓“代”，就是指空和沟的交错代换，这样既能保证地力的恢复，又充分利用了土地，的确是千种连年稳产高产的耕作方法。为了配合这套新的耕作法，赵过还改进了很多农具，都很方便灵巧，由政府拨派能工巧匠专门制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赵过推广代田法还运用了比较科学的方式。他首先在皇帝离宫旁的空地上进行代田的实验，证明确实能够增产。然后集中有关地区的行政官员和“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先学习新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通过他们再向广大农民普及。在推广中他还注意吸收改进建议，如当时农民少牛，不能赶上雨后有利时机整地。有位退职县令就建议赵过组织人力拉犁，赵过便请皇帝任命他为自己的副手，组织农民相互换工以人力拉犁。大致人多的天可耕三十亩，人少的也能耕十三亩，这就使更多的土地都及时开垦出来了。代田法一直推广到了边区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在各地都取得了节省劳力增产粮食的显著效果。
“区种法”是汉成帝时(公元前32——前7年)汜胜之总结关中农民丰产经验而提出的精耕细作方法。汜胜之首先提出了农作物栽培的整体观念，注意到庄稼生长各种条件和经营管理各个环节的适当配合。他指出要想丰产，必须正确地结合气候时令，耕种土壤，施用肥料，灌溉保墒，中耕锄草，及时收割。区种法就是根据这一原理，在小面积土地上集中使用人力物力，以充分保证农作物生长的必需条件，发挥农作物的最大生长能力而取得高额丰产。具体作法大致分三步，第一步深翅土地，施足底肥，调和土壤，增强其蓄水保肥能力，使作物根系得以充分发育，并按不同作物划成不同长宽的小块，称为“区”。第二步选择良种实行浸种点播密植，区别不同作物安排不同的密植程度和下种深钱、盖土厚薄，以保证顺利出芽和通风透光也第三步是加强中耕灌溉，随时松土锄草，贯彻锄早、锄小、锄了的方针，注意保墒，针对不同作物进行合理浇灌。这样精耕细作当然需要花费极大劳力，所以无法多种地。但据说一户小农男女两个劳动力，只需种十亩地，便足够全家好多年的消费了。这种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争取少种多收的耕作法，代表了农业技术的发展方向。尤其在遇到灾荒或畜力不足时，农民无力照顾大面积农田，区种就更是一个应付困难局面的好办法。所以在东汉明帝时，就曾因牛瘟水旱垦田减少，由皇帝下沼推行区种法以解决农民的问题。
代田法是在大田面积上改进农具和耕作技术以求得增产，区种法则更进一步要求在小面积上精耕细作少种多收，走上了园艺化的道路。这种发展方向关键在于生产者必需具备充分的劳动积极性，所以它不能适应奴隶制或农奴制的经营方式，而是同自己占有土地和农具的个体小农经济密切相关，也同当时关中地区人口稠密、耕地相对较少的条件分不开。这样集中经营谷物、桑麻、六畜、园艺四大项，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尤其注重改良土壤和施肥，务使她力长期保持而不必休耕，为我国农业走上，精耕细作提高单产道路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手工业的发展（冶金与纺织）
铁器:随着农业的恢复发展，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的需要增加了，统一大帝国里剥削阶级享乐水平的不断升级，商品交换的方便，这些都为手工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提出了需求。汉代手工业在这种形势下也有突出的进步，首先就表现在冶铁业的繁荣兴旺。我国铁器出现不是很早，但发展十分迅速，后来居上，许多新技术新品种都走在世界的前，列。汉代不仅有初期阶段的低温银制的块炼铁，也奋进步阶段的好几种高温铸造的生铁。当时对于要求硬而耐磨的犁铮等多采用自口铁和麻口铁，对于需要一定强度和韧性的锄、铲、撅(音撅)等则多采用韧性铸铁，对于需要一定承载能力、润滑和耐磨性能的轴承则曾使用灰口铁，这说明对多种生铁的性能己有相当认识并能加以恰当的利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巩县铁生沟西汉治铁遗址出土的铁锺中还发现了球墨，这种球墨铸铁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欧洲才发明的新产品，它在我国地下却已埋藏二千年了。巩县铁生沟遗址发现的低温炒钢炉也是世界冶金技术史上光辉的成就之一，它以当时己能充分供应的生铁作为原料，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炼钢途径，为工农业尤其是兵器创造提供了优质钢材。汉代炼铁高炉的规模也大得惊人，1975.年在郑州古荣镇汉代治铁遗址发现的一号高炉，炉腔截面为椭圆形，容积约五十立方米，残留的炉缸积铁块重达二十余吨。在当时鼓风设备简陋的条件下，要维持这种太高炉的正常生产是颇为不易的。《汉书·五行志》记载着武帝与成帝时两次悬料和爆炸事故，正反映了当时炼铁的艰辛。在河北满城发掘刘胜夫妇墓时发现，他们的墓道外口砌了两堵夹墙，墙问浇灌铁水，铸成整块铁门封闭墓道口。这是必需在现场冶炼浇铸的，很能表现当时冶铁技术水平的高度发展。汉代治铁遗址也曾发现煤和煤饼，说明当时巳知烧煤。但从汉优生铁含硫量很低，还不到现在规定标难的一半来看，炼铁燃料，主要还是木炭。
春秋末年我国己出现钢，那是用块炼铁加热渗碳反复锻打制成，古代所谓“百炼成钢”就是指的这一种加工方法。从刘胜墓出土的佩剑和书刀可以看出，西汉炼钢仍继承着这种方法，但工艺上有了进步，夹杂物减少，组织细密，成分均匀。尤其在热处理技术方面使用了刃口局部淳火的方法，使刀剑背部柔韧而刃口坚硬，刚柔结合，锋利而不易脆折。
随着铁器的流行，冶铜业就向铸钱和日用工艺品方面发展。汉初经济凋敞，允许民间铸钱，币制混乱。汉武帝晚年才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一切旧币，统一由皇家铸造精美的标谁货币五铢钱。单是到汉平帝时的百来年间，五铢钱就铸造了二百八十多亿，据估算共用青铜九万八千多吨。
丝织品:作为著名的丝绸之国，汉代纺织业也达到了很高水平。齐鲁一帝的丝织物有冰纨(音晚)、纺、绣等精品，号称“冠带衣履天下”。皇室在那里设置官营纺织工场，拥有数千工匠，每年费用以亿计。在首都长安还设有织室，也是规模巨大，每年花费五千万。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初年墓葬中发现了大量丝织品，品种有绢、罗纱、锦、绣、绕等，颜色有茶褐、灰、朱、绛红、黄棕、棕、浅黄、青、绿、白等，花纹制作技术有织、绣、绘等，纹样有各种动物、云草、卷草、菱形、几何图形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说明不仅皇室，民间也有了大量色彩绚丽花纹繁富的丝织品。所以贾谊曾经指出，当时在市场上卖奴姆的人，给奴辉穿着的丝绸衣履，竟是古代君王后妃在祭祀典礼时穿着的礼服；古代君王后妃日常穿着的衣料，当时富商在宴会宾客时只用来装饰墙壁。贾谊认为是当时的人过分奢侈，其实这更反映了汉代丝织业的巨大进步，生产水平提高，精美纺织品大大丰富了。除丝织品外，麻织品也很发达，当时四川出产的麻布就和山东出产朗丝绸并称，也被认为是畅销全国各地的产品，甚至还转运到了身毒、大夏(今印度、阿富汗)。
漆器:汉代最有特色的日用工艺品是漆器。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漆器一百八十多件，包括怀、盘、鼎、壶、勺等餐具，盒、案、盆、儿、屏风等用具，有木胎、夹衍胎和竹胎的不同，但都是色泽光亮，花纹精美，造型别致，实用而美观，说明西汉初年漆器己是日常生活重要用品。后来官府在蜀都和广汉郡(今四川西部)设置工官，专门为皇家制作漆器，每年用费五百万。当时有的漆怀用金银镶口边和把手，特称为扣器，彩画精美，其价值超过铜杯十倍以上。当时人说是，一个怀子要用百人的劳力，一座屏风要费万人的工夫。1958年在贵州清镇汉墓出士的一件耳杯(酒杯)上有针刻的铭文，记明这是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广汉郡工官制造的，并有“素工”、“画工”、“清工”等八道工序工人的署名和“护工率史”、“守长”、“守令史”等五级官员的署名。可见当时官营工场规模庞大，分工细密，制度严格。广汉漆器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发现，远至朝鲜也曾出土。
三、商业与城市的发展
“素封”之家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更多的产品，统一大帝国又创造了商品交换活动的方便条件，这就促使西汉的商业达到空前的繁荣。西汉政府是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压制商人的，但是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晁错曾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己贫贱矣。”这是因为商业活动利润最大，容易致富，以致当时人们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司马迁说商人年利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具有百万钱资金的商人一年能获利二十万钱，收入就比得上一位食封干户的诸侯，他称之为“素封”，意思是说他们虽然并没有正式受封为诸侯，实际上却可以相当于一位诸侯。在大都市中，不论是经营酿造、屠宰、粮食、薪柴、木材、运输、漆器、铜器、染料、牲畜、奴婢、纺织品、海产、果品、皮毛、高利贷等任何行业，大体上都能达到同样的利率，取得相当于诸侯封君的地位。这样的大富商在各郡国县邑多得数不清，其中最著名的有经营冶铁业、鱼盐业、运输业、圈积粮食、畜牧业、高利贷的等等。他们有的甚至勾结宫吏，盗窃经济情报，牟取暴利。以致汉武帝都说z我打算做什么，商人先就知道了，越发囤积这类物品，恐怕是有人格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这正是晁错曾经指出的，大商人携带着巨额资金整天在都市里游转，抓住政府急需的有利时机，以加倍的价格出卖所囤积的货物。商人的暴利甚至引得贵族官僚眼红，不少人也插手商业牟利。最突出的如象汉景帝的儿子赵王彭祖，他委派官吏到赵国所属备县担任商业交易的经纪人，垄断商品买卖的中介活动以取利，收入竟比赵国经常的租税还多，以致成为著名的财主。元帝时，贡禹奏请皇帝下令规定亲近大臣家属不得私自经商与民争利，违犯的应当罢官削爵，这也反映出当时有不少达官贵人在支使其家属经商牟利。
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西汉前期重要商业都会有长安等十八处，有六处都在今河南省境内，而长江以南却只有三处(分别在今湖北江陵、江苏苏州、广东广州)。《盐铁论·通有》所提到的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十一处，竞完全在北方，今河南一省甚至占了七处，可见当时商业发达地区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这同当时经济童心在北方的形势是相适应的。西汉后期，今四川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平帝元始二年的户口统计材料说明，当时首都长安县有八万零八百户，175成都县(今属四川)也已达到七万六千多户。所以后来王莽改制时，就把成都作为西部经济中心，列为天下五都中的西都了。不过整个西汉一代，最大的都市仍然是长安。古代城市建设，宫殿、官府、住宅和商店是分区集中的。住宅区称里，商业区称市。里和市四面都有墙环绕，里、市内的住宅和商店只能向内丽的遥遥开门，再经过通道口的里门(又称阔)和市门通向大街，这些门均设专人负责守卫。只有经过特许的大贵族才能独家面向大街开门自由出入而不必经过问门，这种住宅特称为“第”。例如父子五人同时官至二千石，被景帝呼为“万石君”的石奋，也还是住在里内的。有次他的小儿子内史石庆饮酒喝醉了，归家直入里门不下车。石奋就斥责他说：“内史责人，入阁里，里中父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并愤而绝食。吓得石庆和他的大哥郎中令石建以及全家狼狈谢罪，才算了事。此后石庆等人回家都是一到里门就赶快下车步行回家。长安城中居民区奇阁里一百六十，商业区有九市，东区三市，西区六市，四里构成一市，聚集着各地商人，建筑非常规整。解放以来对汉代长安城遗址进行了勘察发掘，已查明汉长安城基本上是正南北向，城墙周长二万五千一百米，台汉代六十里，全是版筑土墙。四面备有三道城门，每门各有三个门道，门道实宽六米。由城门通向城内的大街，也由三条并列的大道组成，宽度与门道相同。城门亦末用砖，而是在两边密排几对柱础，上立才唯而建门楼。另外还发掘了若干重要建筑群遗迹。这些发掘证明，汉代文献材料记述的长安城雄伟气魄并不是随意夸张，它的确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壮丽城市。
市设置专门的官吏管理，比如长安四市就各有长、墨。西汉之初，司马迁的曾祖父司马无择即曾为市长。西汉末年，长安东西市主宫称市令，洛阳、成都等五市主官称市长，一般县邑也各有市和官员，如尹翁归曾任河东平阳县市吏，由于他精明公正，不收赠礼，连大将军霍光家的宾客奴仆也不敢再入市捣乱。求商曾为蜀郡郭县市窗夫，负责征收租税。从古代文物还见到有“广陵市长”、“临淄市丞”等官吏。都市的租税收入是很可观的，在财政上，它属于皇帝和诸侯王封君的私人收入，不归国库。
第三节 汉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一、汉与匈奴的关系
从汉主朝建立以来，一直遭受匈奴欺凌，贾谊所以为之痛哭流梯深感羞愧，就是这种屈辱的状况。原来秦汉之际匈奴冒顿(莫独)单子勇武善战，他杀父自立后，东边击灭强大的东胡，西边逐走月氏(月之)，南边征服了楼烦、自羊润南玉，全部占据了蒙恬开拓的河套南部土地，统一了辽阔的北方。他们是游牧民族，全民皆兵，共有三十多万骑士，机动灵活，突击力强，军事上很占优势。加以当时北边不少闹分裂割据的人，往往卖身投靠匈奴，为虎作伥，引狼入室，替匈奴的掳掠行动充当前驱，使他们在南侵中占尽了便宜。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建都马邑(今山西朔县)的韩王信叛降匈奴，勾结冒顿单于进犯太原(今属山西)。次年，刘邦亲率大军回击，在冒顿单于示弱引诱下轻兵冒进，被包围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与主力隔绝，七天未能突圈，十分危急。据说采用陈平的“奇计”，贿赂冒顿单于的阀氏(烟支，匈奴王后)，请她说情解开包围困一角，利用这一通道才逃跑出来回到大军中，双方暂时罢兵。其后匈奴仍不断侵扰汉郡，娄敬提出了“和亲”的办法，要刘邦把女儿嫁结冒顿单于，想以婚姻为纽带来解决问题。无计可施的刘邦接受了这个主意，找了一个刘姓姑娘封为公主，送住匈奴，还每年赠送丝絮酒米等财物，结成亲戚。冒顿单于礼品照收，掳掠如故。其后陈希、卢绍等叛乱时，无不勾结匈奴，冒顿单于也招降纳叛，骚扰边郡不断。刘邦死后，冒顿单于公然致书吕后，宣称“数至边境，愿游中国”，并以极其悔慢的词句提出要娶吕后为妻，意味着想到中原来当皇帝。对于这样霹骨的挑衅和侮辱，吕后却回信说：自己年老色衰，配不上单于，希望能得到宽恕。
尽管这样低三下四却仍然没能乞求到和平安宁，就在吕后时，匈奴多次侵入陇商(治狄道，今甘肃临洮)，攻城屠邑，驱掠畜产，杀吏民，大寇盗。文帝初年，也是卑辞厚礼，和亲贡献。匈奴仍不断入侵，杀害地方官吏，掳掠人民畜产，其侦察尖兵竟至深入到长安郊外的甘泉宫，迫使汉王朝集中十多万大军防守长安。而反击的汉军只是把满载而归的匈奴军队送出边塞完事，未能真正给予打击。因此匈奴更加无所忌惮，每年秋高马肥就入侵汉区，杀掠人民，云中(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北)、辽东(治襄平，今辽宁辽阳)等地一个郡就损失万余人。
怎样来改变这种不利形势呢?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晁错提出了他的建议。首先分析了汉匈两军各自的优缺点，指出匈奴军队有三条长处，战马好，骑术精，人民吃苦耐劳。汉军也有自自己的优势:武器精良，训练有素，长于在平原展开正规车骑大战和下马短兵相接搏斗。而且汉王朝地广兵多，在数量上更占绝对优势。如果再把归附汉王朝的义渠胡等游牧族组成军队配合汉军作战，就能兼备敌我双方的优点，在军事上万元一失了。但是在战略上匈奴却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机动灵活，它游牧射猫在沿边各地，哪里薄弱就可以从哪里入侵，非常主动。而汉王朝边境漫长，势难兼顾。遭到匈奴侵犯的地方求救，不去救则受损失，救兵少了还不能解决问题。辛辛苦苦调集大军前去，匈奴却可能转移了。如长期驻守则负担太重，救兵一撤退，匈奴又会乘虚而来。这种被动局面不改变，汉王朝是很难支持的。为此晁错建议移民屯回充实边区，选择战略要地建设守备牢固的据点，要求能够容纳干户以上。政府要为移民划分田地，建造住宅，供给开荒时所需的衣服口粮，直到生产能够自给时才止。把他们按五家、十家编组起来从事生产和军事训练，使他们安居乐业确立长期定居保卫乡土的决心。这种移民定居边区，其战斗力必然远远超过从内地征发前去守边一年的戍卒。有了若干个这种具备相当自卫能力的战略据点，才能构成二条比较巩固的边防线，从而对匈奴军队的行动自由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文帝采纳了昆错的建议。其后景帝一代，匈奴没有大规模的掳掠活动，可能这一措施发挥了作用。而且后来汉王朝名将多出于“六郡良家子”，即沿西北边的陇西、天水、西凋、上郡等地边民家庭的子弟，李广、赵充国就是其中最著名的见这种移民实边还曾为后世的反击活动培育了优秀人才，其影响是很明显的。不过在那时，汉王朝仍然是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汉武帝即位之时，汉王朝已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财富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对于汉匈关系上这种屈辱地位，当然极为不满，力图改变。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他就派张骞出使曾受匈奴驱迫的月氏，谋划夹攻匈奴。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又正式向群臣提出，我们同匈奴和亲，每年奉献大量财物。可是单于得到这些好处却更加傲慢，掳掠盗窃不断，边郡屡遭蹂躏，我深感痛心。现在打算发兵反攻，大家觉得怎么样?王恢建议派马邑人聂聋诈降匈奴，献出马邑作为诱饵，将单子主力引到马邑包围歼灭。武帝批准了这一计划派韩安国统领三十多万汉军埋伏在马邑周围，等待单于上钩。匈奴军臣单于率领十万骑兵入侵逃到距马邑百余里处，发觉情况异常，使攻打附近一个哨所，抓住雁门慰史。这个怕死鬼暴露了汉军准备伏击的计划，军医单于大惊，急忙领兵迟出。围歼的没想落空，汉匈关系恶化，双方从此展开激战。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十多年阅，汉军九次出击，前后捕斩匈奴约十六万，招降四五万，给予匈奴沉重打击。其中关键性的战役有三次。
1、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从东边入侵，杀死辽西（治阳乐，今辽宁义县西）太守，掳掠渔阳郡(治渔阳，今北京密云西)二干多入。武帝派卫育领兵从西边云中郡出击，横扫河套南部直到陇西，驱逐匈奴白羊、楼烦王，占领了河套南部。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在这里新建朔方郡，大力修缮恢复蒙恬时边防要塞，移民十万充实新区。匈奴右贤王对此很不甘心，不断前来争夺。元朔五年，卫青率苏建等六将军带兵十余万人出高阙(今内蒙古潮格旗南)，深入六七百里，出其不意在夜晚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狼狈逃跑，汉军捕斩裨小五十余人，众男女一万五千余入，牲畜数十百万，在汉匈交战中第一次获得大胜。武帝派使者迎接凯旋的汉军，就在军中宣布任命卫青为大将军，统领诸将。甚至连卫青三个尚未成年的儿子都被封侯，足见对这次胜利的重视.这次战役巩固了汉王朝在战略要地问套南部的统泊，不仅解除了前此匈奴对首都长安的严重威胁，而且构成了反击匈奴的前进基地，开始转入有利地位。
2、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等两次从陇西、北地(治马领，今甘肃庆阳西北)揭出击匈奴右部，过霜支山、祁连山至小月氏(今甘肃河西走廊)，捕斩诸王及浑邪王子、相国、二部尉等百余人，士兵四万多。这年秋天，匈奴伊稚斜单于责怪右部的浑邪王、休屠王等连吃败仗，损失了数万人，打算加以惩罚。浑邪王等害伯便图谋降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兵往迎，杀掉反悔逃亡的八千多人，护送降服的四万多人归汉。武帝重加赏赐，将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等沿边各郡塞外，沿用其故俗编组为五属国，并迁徙内地汉人数十万前往。又在浑邪王、休屠王旧地设置武威、酒泉郡，其后并增设张掖、敦煌郡。这次战役促使匈奴内部分裂，有相当大一部分归降汉朝，并且夺得了水草丰美的洞西地区，使匈奴遭受重大损失。而汉王朝从此减少了陇西、北地、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南)的边患，使下令裁减三都成卒的一半，使得徭役稍轻.同时，河西四郡的设置，既遮断了匈奴同西羌的交往，又打通了汉王朝联系西城以至中亚各地的门户，而争取西域归属汉朝等于是“断匈奴右臂”，对当时和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3、匈奴连遭挫败，伊稚斜单于使听从赵信的建议，将主力退居漠北，想利用沙漠险阻疲敞汉军，然后伺机取胜。元持四年（前119），武帝决定发大军越过沙漠寻歼匈奴主力。于是集中十万精骑，命卫青、霍去病备领五万骑，步兵及后勤靠自重队伍数十万人，从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和定襄(治成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分东西两路深入模北攻击单于。卫青所部从定襄出塞千余里，越过沙漠找到了伊稚斜单于率领严阵以待的匈奴主力，双方展开激战，到日暮匈奴军失利，伊稚斜单于仅串几百精壮卫士突围向西北方逃跑，匈奴大军败散。卫青追击单于不及，北至赵信城，烧掉匈奴储积的粮食，捕斩一万九千人而还。霍去病从代郡出塞二千多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获王三人、将军等官员八十三人，捕斩七万多人，穷迫至翰海(可能是今呼伦贝尔湖)而还。匈奴经此重大打击，更加远离汉区，沙漠以南不;再出现他们的政权中心。西汉建国以来近百年的匈奴边患，至此基本解除。
尽管汉武帝抗匈战争代价很高，当时人甚至认为得不偿失，颇有微词。但是汉帝国人多二地广经济发达，拼起消耗来匈奴当然经受不起。武帝几十年的主动反击，使匈奴军队损失了二十来万，差不多占到其总数的一半以上.连年不断的战事对生产活动更造成极大的破坏， 匈奴入口增殖和畜群善息都大受影响，因而从单于以下都盼望恢复和平。不过匈奴所设想的和平乃是重建“和亲”，也就是武帝以前汉王朝向匈奴称臣纳员的传统关系。狐鹿姑单于给汉武帝的信就说得很坦率，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匈奴狐鹿姑单于在结汉武帝的信上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开大关，取汉女为妻。”(《汉书·匈奴传》)武帝追求的和平则是要匈奴臣服于汉，遣子入待作为“人质”，和其他藩属国一样待遇。当时的匈奴根本不可能接受。所以双方虽有和好的愿望，使节往来不断，却总是谈不到一块，无法达成协议。苏武正是在这段时间出使匈奴的。当时且堤(堤)侯单于使卫律威逼他投降，苏武怒斥卫律，严正声明自己肩负着促进汉匈和好的重任，一身关系两国安危，斥责卫律轻举妄动必将结匈奴带来灾祸。且堤侯单于也真不敢杀他，反而更想迫使他归降，便将他放逐到荒寒无入的北海(今贝加尔湖)边放牧公羊，宣称公羊生羔才得释放。苏武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贞不屈，甚至以野鼠草籽为食，历尽艰辛长达十九年。后来汉使得到消息责问壶衍寝单于，他们才把苏武和几名幸存的随从人员送回。苏武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使匈奴单干既不敢杀他又舍不得放他，也反映了汉匈之间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苏武不仅以气节高尚名垂千古，他更是坚持国格不辱使命的模范使臣。
昭宣时期汉王朝生产恢复发展日益富强，匈奴达段时间却内部纠纷不断而逐渐贫弱。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与汉王朝通婚的乌孙(都赤谷域，今苏联伊什提克)请求汉军配合反击匈奴的侵扰，宣帝派赵充国等五路大军十五万骑，联合乌孙五万余骑夹攻匈奴。匈奴不敢接战闻风逃遁，汉军战果不大，乌孙却得斩获三万多人，掳掠牲畜七十余万头。在逃跑途中匈奴还损失了许多人畜，愈益衰弱。接着了令、乌桓等邻国乘虚从北、东、西三面进攻，匈奴“人民死者十三，畜产十五”，匈奴大困，属国解体，西域诸国也联合起来反抗。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七匈奴握衍胸凝单于即位后，“暴虐杀伐，因中不服”。左部诸王拥立呼韩邪单于，击败握衍胸寝单于使他愤而自杀。此后匈奴贵族纷争，最多时有五位单于并立，战乱不已，因无宁日。呼韩邪单于战败穷困，“众才数万人”，又被那支单于驱逐，彷惶无计-一位大臣指出：强弱有时。现在汉朝正强，乌孙和西域诸国尽都归顾。我们在此勉强挣扎总不得安宁，“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目前只有归顺汉王朝才是唯一出路。呼韩邪单于和大臣们反复商讨利弊，最后决计归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派他的儿子右贤王入汉作“质子”。甘露三年元旦，呼韩邪单于亲到长安朝贺汉宜帝。汉武帘毕生追求的目标这时才终于实现。
汉王朝尊重历史的传统，采取了有政治远见的高姿态。尽管呼韩邪单子穷困来归，仍然对他优礼有加，在仪节上当作对等国看待，高于其他海属国相刘姓诸王.不仅给予丰厚的赏踢，还安置他们在边塞附近居住，派汉军护卫并供给粮食。在这种形势下，同呼韩邪单于作对的卸文单于也派遣使臣奉献礼品，汉王朝还是适当接待，不过比对待呼韩邪单子要差一些。由于汉王朝大力资助呼韩邪单于，那支单于不得不向西迁徙。经过汉王朝的支援，呼韩邪单子所部逐渐恢复发展，力渐盛，到汉元帝初年便重返北庭，恢复故上，收集余民，局势逐渐安定下来。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等率屯回士兵和西埔诸国联军攻杀运逃到康居的那支单于。呼韩邪单于既高兴多年死对头的覆灭，去掉了自己的心痛；又惧伯汉王朝的兵威，决心进一步靠拢。汉元帝竞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子又到长安朝贸，并提出愿和汉室温婚结为亲戚。元帝以宫女王昭君赐予砰韩邪单子，她被称为“宁瘀氏”，赞美她便匈奴制安宁。其实不仅匈奴得到安宁，汉王朝也同样是“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没。”(《汉书·匈奴传》)汉匈之间形成一道和平友好的边界，生产发展，生活安定，经济文化交流加强量对双方都极为有利。所以王昭君被当作历史上民族友好的使者而深受称赞，至今她的坟墓还得到入们的凭吊。董必武同志曾题涛说: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很显然，这时的和亲同汉初的和亲根本不同了，这已不是屈辱纳贡的象征而是平等互利的结合，它带来的不再是掳掠屠杀的血雨肠风而是和平友好的交的血雨肠风而是和平友好的交流融合，这才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理应受到充分的肯定。
当时呼韩邪单于感谢汉朝，上书汉元帝愿意承担为汉王朝守边的任务，建议撤除汉王朝边塞防守吏卒，以减省汉民的届役负担。元帝交有关部门讨论，很多官员都认为可行。郎中侯应却建议:国家考虑边事应从长远着眼，风云变幻，局势无常，应当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不可爱借小费，自毁长城，授人以柄。于是汉元帝派遣官员回报，指出汉王朝因缘边关，不只是防外患，也用以控制内部奸入，不使其出外扰害为寇。对单子的忠心厚意表示赞赏，但是边防吏卒仍需保留以维护双方的安宁。呼韩邪单于也承认自己考虑欠周，感谢皇帝对他的敦诲。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汉匈和平友好一直维持到西汉王朝的终结。
二、汉与西域各族的经济文化联系
养蚕绳丝，织造绸绢，是我国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在古代世界久负盛名。古希腊罗马称中国为“丝国”，中国丝绸是古罗马贵族喜好的高级消费品，其价格儿乎相黄金相等。所以古代中国和西方交往的商道被称为“丝绸之路”，这条非常艰险的商路的开通，与汉武帝时探险家张骞的活动关系密切。在张毒之前，中原的人们认为西方是一个神奇的境界。有的说那里沙漠无边无际，红蚁巨似大象，黑蜂大如葫芦，五谷不生，滴水不见，谁要去那里只是自寻灾祸。有的又说那里有黄河的源头昆仑，高达二千五百乡里，是太阳和月亮交替休息的老家，上面有仙人西王母的瑶池，从前周穆王曾有幸去那里作过客人。张骞敢于到这样的地方去闯新路的确难能可贵，而其起因则是汉武帝为了寻求与国夹攻匈奴的战略目标。
原来汉武帝从匈奴降者口中昕到，在匈奴击败月民时，曾以月氏王头骨做成饮酒器，所以月氏逃向西方后，深怨匈奴而常图报复，却没有入同他联合作战。武帝便想派入联系，但是当时汉王朝不仅对西方一无所知，而且往西的道路全被匈奴控制着，这一夫就很难闻过。果然张骞等刚出院西就被匈奴扣留，一住十来年，结了婚，有了孩子，但他仍然留心保存着汉王朝派他出便的凭证一一“节”。后来匈奴防守比较松懈，张骞终得率众逃到大宛(贵山城，在今苏联卡散齐)。大宛当时也想同汉王朝建立联系，便派译员引导张军事辗转到达大月氏(都兰氏城，在今阿富汗瓦齐拉巳德)。原来当匈奴击破月氏后，他们先逃到塞国(今伊掣河流域)，称大月氏(残部留在故地降附匈奴的称小月氏)。其后因遭到受匈奴支持的乌孙的进攻，便再向西征服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并定居下来，塞国旧地便被乌孙占领了。这时大月氏在新居土地肥美，生活安乐，距离汉王朝遥远，已无心报复匈奴。张毒在大月氏停留一年多，未能取得什么成果，只好返回。他改走南追想从羌族地区通过以避开匈奴，没想到仍被抓住。又被扣留了一年多，还是趁匈奴贵族争位内乱的时机，最后才得和匈奴妻子等一同逃回，这时己是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了。张骞为人坚毅宽厚诚朴，能得到各族人民喜爱。他出国时同行百多人，经过十三年，只剩下他和胡人堂邑父两入返回。堂邑父善于射猎，穷困时全靠他射取鸟兽充饥，他们才得共渡难关，完成这一开创性业绩，事实上这应当说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
张骞虽然未能联络好大月氏完成夹攻匈奴的使命，却带回了西方各地真实情况，使汉人闻所末闻，大开眼界。其后数年，汉军屡胜匈奴，尤其是浑邪王降汉后，河西设郡，接着单于遁逃漠北，汉王朝控制了往西方的通道。元持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建议联合乌孙以“断匈奴右臂”并可招徕远西各国。汉武帝派他率领三百多人的庞大使团，携带大量金币丝绸牛马，并派很多副便随行，沿途有必要时张骞可派他们分别去联络其他国家。张骞这次到达乌孙，乌孙也派出一个数十人的使团随张骞回访汉王朝，这是中亚使者第二次来到长安。他们了解到汉王朝的确富庶强大，很值得建立经常的交往关系。张骞派出的副使分别到了大宛、康居(今苏联哈萨克)飞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捐度，今印度)等地，接着，这些地方也派人随同汉便回访，中西交拄从此发展起来。此后汉王朝每年派出使臣多时十余批，少时五六批；每批大的数百入，小的百余入；远的八九年，近的三五年才能返回。西方的使者和商入也纷纷来到中原发展经济文化交流。这以后汉王朝对西方才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并作了记载，成为记录这些地区古代历史的宝贵文献材料，受到中外学者的珍视。
汉代人所请西域主要指今甘肃敦煌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大体上即现在的新疆，有时也泛指葱岭以西今中亚一带。当时在天山南部塔里木盆地周围散布着几十个小国，大多经营农业，有城邑。最大的龟兹(丘慈，今新疆库车)有八万多人，而小国如伊耐(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东)只有六百多人。在天山北部则主要是一些游牧国家，大国如乌孙有六用度，不敢留难。蒲类(今新疆巴里坤)国王得罪了单于，单于便驱赶其国入六千多放逐到匈奴境内阿恶地，号为阿恶国。其时逃散的蒲类人民躲藏山谷间侥幸保留下来一部分，重建蒲类国，在两汉时代始终只有二干多人，可见元气一直未能恢复。
汉王朝通使西域，赠礼一般部很丰厚。汉使所需食物及马牛等，全都用币用购买，并不采取无偿征派的形式。这是由于汉王朝经营西域的主要目的，是争取它们成为政治上的藩属以牵制削弱匈奴，而并不在于经济上要获得多少实利。当然，汉便来往纷繁，鱼龙混杂，也有骚扰苛索的事件发生，处在交通要道上的楼兰(今新疆若羌)、姑师(今新疆吐鲁番)，尤其感到不堪其拢。加以匈奴轻骑不时前来捣乱，煽惑他们攻劫汉便，这就影响了汉王朝向西方的交通安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派兵击破姑师，掳楼兰王，迫使其亲汉。元封六年，武帝以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为公主往婚乌孙，建立和亲友好关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派使臣往求大宛宝马，大宛不愿献出，与汉便发生冲突，暗中叫入杀死汉使掠取财物。武帝大怒，派李广利率数万大军远征大宛，前后经过四年，终于迫使大宛投降献马。这一战，汉王朝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声威远播，西域震动，许多小国都随凯旋的汉军送质子入朝，此后汉使出行就更加顺利了。汉王朝又在交通钱上修建类似驿站的亭，在
宜于农耕的渠望在(今新疆库尔勒)等地驻兵也因积聚粮食，以供给经过的使者。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右部兼管西域健仆都尉的日逐王先贤挣与单于失和，便向汉王朝派驻西域的骑都尉郑吉接洽投降。郑吉率西域诸国军队迎护其部众万余人降汉。日逐玉被封为归德侯，匈奴的佳仆都尉从此撤消，没有力量再和汉王朝竞争了。郑吉也封为安远侯，并被任命为西域都护，统领西域诸国。郑吉建立都护府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西)，这是中央王朝在新疆地区设置行政机构的开始。从此汉王朝政令通行西域，西域诸国王侯将相作为汉王朝委派的地方官员、接受汉王朝印信的共有三百七十六人。
汉通西域使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得以传入，对西域经济发展有所帮助。原来西域有些地方还不知铸造铁器，汉人教他们治铁和制作兵器。大宛原是从城外河流中取水，不懂得凿井利用地下泉水，汉人教他们凿井极水。同时西域许多生活用品如绞马、葡萄、石榴、盲稽、芝麻、黄瓜、大蒜、蚕豆、核桃、胡萝卡以及毛纺织品等也得传入中原，丰富了汉人经济生活；而音乐、舞蹈、魔术等的传入，则充实了汉人的文化生活，其后佛学也由此传入，更对汉人精神生活产生极大影响。经此更往西的丝绸之路，远通中亚以至欧洲，更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三、广开三边
1、东南东瓯ōu、闽越与南越：秦始皇开创了统一的大国，以天下为郡县，但是在好些边区并未能真正建立起巩固的统治。加以秦末动乱，王朝解体，汉兴以后，很多地方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经过汉武帝大刀阔斧地拓殖四方，才巩固和发展了庞大的帝国，使我们伟大祖国的版图初具规模。
东南沿海即今天的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一带，是越族聚居的地方。秦末农民起义肘，越人领袖无诸、摇参加了刘邦的联军。刘邦即位，封无诸为闽越王，都东治(今福建福州)。其后惠帝又封摇为东海王，都东阪(今浙江温州)。今广东广西一带是秦始皇新开的南海三郡，秦末变乱时，秦王朝的龙川令赵位代理南海尉锯险白守，逐步尽占桂林郡劝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刘邦即位后，派陆贾通使，下诏书说；越人习俗喜欢互相攻击，秦时迁徙中原人民与越人杂居。后来赵位建立统治搞得不错，使中原人民未受损失，越人互相攻击的匀俗也逐渐制止，很有贡献，现在封赵位为南越王。赵fE表示接受，成为汉王朝的藩属国。吕后时关系恶化，赵佗便自称南越武帝。文帝即位，派官员培修赵但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南)的祖坟，优待他留在老家的亲属，并再派陆贾通便，赵馆又放弃帝号，仍为汉朝藩王。实际上它们是几个半独立的小王国。
武帝初即位，闽越发兵围东殴，东阪向汉王朝告急。武帝派严助征发会稽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兵渡海往救，闽越军闻讯退走。东颐害伯闽越再来侵扰，要求迁到内地，于是迁徙他们到淮南地区居住。过了三年，闽越王部又出兵攻击南越。南越也遵照汉王朝法令，上报汉武帝请求处置。武帝派王恢等领兵进讨闽越，汉兵尚未入境，闽越贵族余善等杀其王部请降。汉王朝另立无诸的孙子丑为越强系王，后来又承认余善为东越王。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东越王余善又反汉白立为武帝，进攻豫章郡梅岭(今江西广吕西)、白沙(今江西南昌东北)、武林(今江西余干北)等地，杀汉地方官吏。武帝派韩说等领兵进讨，东越贵族同越磁王等共杀余善请降。汉武帝认为间越地形险阻，叛服无常，便改封越踩王及东越一些贵族为侯，将他们也迁徙到淮南地区。此后这些越人逐渐与当地汉人融合。
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王兴及其母愿意内属，撤除边关，和内地诸王同等待遇。武帝同意了这一要求赐南越亟相吕嘉银印，并赐内史、太博、中尉等主要官员印绥，表示他们是由汉王朝任命的，其余官吏仍由南越王自己选派:取消南越沿用的古代肉刑，奉行统一的汉法。吕嘉在南越历相三王，宗族有七十多人为南越大官，实权超过王室，很不愿意放弃半独立地位而受汉王朝约束。他极力阻挡南越王兴内属无效，于是在元鼎五年夏起兵反叛，攻杀离越王兴及汉使者，发兵分据要害地区。武帝闻讯即派路博德、杨仆等率十万大军进击，当年冬天便包围番(攀)禹(今广东广州)。吕嘉等兵败逃跑，南越守军大部分投降，吕嘉被迫兵所杀，南越各地官员纷纷迎降。武帝遂封许多南越贵族为侯，取消南越国，划分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蒲、珠崖、檐耳、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重新成为中央直属的郡县。
2、西北、西南地区即今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四川西部以至云南贵州一帝，生活着羌族和总称为“西南夷”的许多兄弟民族。他们有的经营农业，居住城邑，已有君长；更多的从事畜牧，随水草迁徙，还没有建立君臣统治关系。羌族是我国西方的一个古老民族，长期生活在西海(今青海湖)周围，以畜牧业为主，略有一点初级农业。匈奴统一北方后，羌人也受其统治。汉景帝时，羌族首领留何率领部分羌人归附，要求为汉王朝守卫陇西(治狄道，今甘肃临挑)边塞，于是逐渐东迁到临桃、氏道、羌道(今甘肃l眠县、礼县、岩昌)一带居住。汉武帝驱逐匈奴，开通河西四郡，汉人势力越过黄河、渔水地区，建立起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安故(今甘肃临挑南)、袍罕(今甘肃临夏东)等据点，隔断了匈奴和羌人的联系。于是羌人诸部联合起来并同匈奴联络合兵十余万围攻令居等据点，打算逐定汉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派李息、徐自为等率军十万打败了羌人，开始设置护羌校尉统管羌族诸部。羌入退出渥水地区回到西海周围，武帝便迁徙内地汉人前往充实河西。宣帝时羌人又逐渐渡过渥水，并与匈奴通谋，打算争夺河西，羌族先零、罕开等部首领二百多人聚会解除旧仇、结盟订约，准各联合反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汉王朝派去的使者处置失当，先零羌首领杨玉等挟持罕开羌及诸小种起兵攻打城邑，杀逐汉宫。消息传来，七十六岁的老将赵充国自告奋勇承担重任，率精兵万骑深入据险白守，晓以威信，分化招抚罕开羌及诸小种，孤立打击先零羌。赵充国不顾朝臣多数赞同大军猛攻斩尽杀绝的主张和宣帝严令逃兵的斥责，以国家长远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安危，反复上奏分析形势利弊，坚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诸羌，以政治招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持重守险、以逸待劳、审慎逃兵、不求速胜等原则。为免除后勤供应困难，利于持久，还创议以士兵万人屯田渔中，产粮自给。宣帝将赵充国的建议交群臣讨论，开始时只有少数人赞成，后来绝大多数人都支持了。经过一年多，羌人陆续归顺，坚持反抗的羌人大约只剩四千入了。于是赵充国建议罢兵，其后不久，归降的羌人共斩带头闹事的先零羌首领杨玉等人，余党四千多人尽降，局势发展完全如赵充园的预计。于是汉王朝设置金城属国以安置降顺的羌人，其后他们就在这一带与汉人杂居。
羌族以南，今甘肃南部以至四川西北分布着数十个部落，白马最大。白马西南，今川西直到滇西分布着数十个部落，冉龙（忙）、徙（司）、 都、邛都为大。再往南滇池周围分布着数十个部落，滇最大。演国西面今再海周围分布着一批叫做懦(髓)、昆明的游牧部落。滇国东北今贵州西南分布着数十个部落，夜郎最大。夜郎、滇、邛(穷)都等均从事农耕，有城邑和君长。这些民族当时统称为西南夷，他们和巳蜀地区有着商业贸易往来，辛苦马、樊健(博同，棘族奴婢)、旄牛是他们的主要商品，而蜀拘酱通过他们转销到南越，蜀布甚至远销到身毒((捐度，今印度)和大夏(今阿富汗)。
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昕从唐蒙的建议，派他领兵一千和后勤辙重队伍一万多人从巴蜀出发前去招降夜郎，夜郎及其附近小邑贪图汉王朝财物，同意归汉。于是把这些地区划归键〈钱〉为郡(治樊道，今四川宜宾)，并动工修建从樊道直通夜郎群(脏)柯江(今北盘江)的大路。武帝又听从司马相如的建议，派他去招降工区都、警部、冉毒是(忙)等部。这些君长也喜好汉王朝赏赐的财物，愿意归属，也使设置十余县附属于蜀郡(治成都，今属四川)。元狗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听从张霉的建议，派使者探求从巳蜀通身毒(捐度，今印度)的道路，于是到达了滇国，建立起初步联系。而儒(髓)、昆明等部却经常杀害汉便抢劫财物，阻闭探索道路的途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出兵攻打南越，派官员征发夜郎等国军队准备从群(脏)柯江顺流而下夹攻番(攀)禹。旦兰(居兰)固不愿远征，便联合各部起兵反抗，攻杀汉使及键(钱)为太守。武帝在平定南越后，派郭昌等领兵攻灭且兰，杀耳及字在侯，夜郎侯急忙入朝，被封为夜郎玉。于是冉磁(忙)等都很惊慌，纷纷要求改郡县、派官吏，武帝便以旦兰为群(脏)柯郡(治故且兰，今贵州温泉)，都为越侮(髓)郡(治珞都，今四川西昌)，律都为沈黎郡(治锥都，今四川汉源北)，冉珑(忙)为汶山郡(治汶江，今四川茂汶)，白马为武都郡(治武都，今甘肃西和)。接着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又派郭昌等攻灭演国东北多次侵犯汉便的劳深、靡莫等部，演王恐惧入朝，仍封为滇王，以其地为益外!郡(治滇池，今云南澄江西)。于是今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归入汉帝国版图，当然，后来郡县建制仍时有变动，实际上真正融为一体还得要经过漫长的岁月。
3、东北：东北地区今辽宁东部、吉林西南以至朝鲜北部生活着高句丽、印第(汇莫)、朝鲜诸族。这一带自古与中原联系密切，历代每逢战乱灾荒，多有华北人民流亡迁徙前往居住。战国末年燕将秦开曾攻朝鲜，取地二千里，委派官吏，修筑障塞。秦统一后，朝鲜王虽表示服属但并不来朝会，秦筑长城直到溟水(今清川江)，其外作为两国间缓冲地。秦末战乱，燕、齐、赵等地不少人民流亡前往，朝鲜王淮就安置他们居住在缓冲地带。汉初燕王卢缩反叛，燕园混乱，燕人卫满聚党干，余入亡命朝鲜，便在这些流亡人民中发展力量，攻灭朝鲜王准，自立为王，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汉王朝辽东太守与卫满约定，承认他为藩属，但应保证汉边境安全，如半岛上其他小国要求朝汉，也不得阻拦。卫满利用这一政治优势，逐步统一了朝鲜北部。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印第君主南阁率其部属二十八万人归附汉王朝，汉以其地为苍海郡(今朝鲜北部东海岸)。可能由于朝鲜王卫右渠的阻抗，过三年又撤消了。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派涉何出使朝鲜，劝说卫右渠道守旧约，不得招诱逃亡汉人，不得阻遏半岛上其他小国朝汉，但卫右渠不肯接受。于是双方关系恶化，武帝派杨仆率军从齐渡渤海，苟麓(至)率军出辽东，两路进攻卫右渠。元封三年，朝鲜贵族大臣等杀卫右渠请降，武帝封他们为侯，分其地为四郡:乐浪郡(治朝鲜，今平壤)，玄苑郡(初治夫租'今朝鲜咸兴，后迂高句骗，今辽宁新宾西)，临电郡(治东脑夷，今朝鲜江陵)，真番郡(约在今朝鲜信川一带)。此后朝鲜和中原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西汉末年扬雄记录全国各地方言，燕和朝鲜便属于同一方言区域，许多口语都是一致的。东汉治理黄河的著名水利专家王景，他的八世祖王仲就是在西汉初年七国之乱时，从琅邪不其(今山东唠山北)渡海去朝鲜i附(南含，今朝鲜顺安附近)定居的。后来竟成为当地大姓，王景的父亲王阂便曾任乐浪郡三老，东汉初年，还曾组织军队杀死割据乐浪的王调，迎接刘秀派去的汉军。所以王景便到东汉政府任职，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节 王莽改制与绿林、赤眉起义
一、西汉社会危机
1.限田议和灾异论
在封建社会里，生产发展的成果主要归于地主阶级。所以昭宣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不过是促使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活动更加猖獗。宣帝时曾两次下诏以皇家的荒地租给贫民耕种，元帝时又四次宣布以皇家荒地和部分苑围租给贫民耕种，有时还宣布兔收租赋，甚至贷给种子口粮。这都反映出丧失土地的农民在日益增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时的人已高论述:多年和平环境使豪富吏民大大发展，富人越来越多，他们家资巨万，占有广大面积的良田，奴役贫民，使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成帝以后情况更加严重，成帝本人就在民间购买私田，带头参加兼并土地的行列。他的舅父红阳侯王立勾结南郡太守，一次就霸占所谓"荒田"数万亩，其中好些是给贫民的皇室荒地，巳经由贫民辛劳垦殖开发成为良固的了。王立并将这些回转手卖与皇家，南郡太守在评定田价时又超过市价多给他钱一万万以上。丞相匡衡在他的封国乐安乡利用地方图籍画界的错误，多占田地四万亩，收取土地税谷物千多石。这些还是由于采用非法手段占夺土地触犯刑律而见于记载的例子。如象丞相张禹积累资财多买最肥美昂贵的上等田地达四万亩，竟还被认为是"谨厚"的好官。
正史所记西汉时唯一不买田地的大官是宣帝时太子太傅疏广。疏广告老回乡后，把皇帝及太子赐赠的黄金只用来买酒菜欢宴亲朋邻里诸老人，他的子孙托有些老亲劝疏广为儿子买田地置产业。疏广说:我并不是老糊涂不为子孙着想。我是考虑到家里原有的田产，只要子孙努力耕作，就不愁吃穿，可以过上普通平民的生活了。如果再添置产业有了盈余，那就是教他们懈怠懒惰。“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聪明的人钱多了，只会消损他的志气；愚蠢的人钱多了，反而增添他的过错。同时，过分富豪是招人怨恨的。我既没有能教育好子孙，也不愿助长他们的过失以引起怨恨。可以说疏广对于应当给子孙留下什么样的遗产问题，看法倒是很明智的。然而很可惜，这种看法却真是凤毛麟角，曲高和寡，同世俗的舆论相去太远了。
早在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曾指出：土地自由买卖使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他并且谈到兼并土地的大地主正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官僚，他们肆意兼并土地剥削佃农是社会上一切问题的总根源。所以他建议“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就是要规定私人占有土地的限额，以堵塞兼并集中土地之风，而使农民得以保有少量耕地。但武帝只做出了不准商人占有土地的禁令，实际上就连这一条也并没有认真执行。经过元成时期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哀帝即位后，大司马师丹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重新提出了规定土地占有限额这一迫切问题。经过商议，以丞相孔光为首的大臣们提出:王侯公主百官吏民占有田地都不得超过三千亩。并规定以三年为期，到期仍超过限额的，政府要没收。又重申商人不得占有土地的禁令，违者依法惩办。同时还规定了占有奴婢的限额。哀帝批准了这一建议，诏书下达后，田地房屋和奴婢的价格猛跌，一时好象还颇有成功的希望。但是掌握实权的皇亲国戚丁明、傅晏和宠臣董贤等都很反感，在他们的抵制下，先是宣布暂缓执行，其后哀帝本人一次就赏赐董贤田地二十多万亩，限田的诏令显然成了一纸空文。
2.汉代流行一种“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自然现象的变异就是上天给予人间君主的信息，显示着上天对社会政治现象的态度。汉文帝就曾因为日食下诏自责说:我昕说天生万民，又为他们设立君主进行抚育管理。如果君主失德，处理政事不公平，天就降下灾害以警戒他。现在发生日食这样重大的灾异，说明我严重失职。大家要用心思索我的过失和错误，指出来启发我帮助我改正。后来董仲舒附会《春秋》中所记录的灾害现象，系统地发展了这种理论，他指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汉书·董仲舒》)这就是所谓“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网，必有妖孽。” 汉武帝打猎捕获一匹独交怪兽，毛色纯白，被任作“白麟”，其后又在地下挖出一个大鼎。汉宣帝时鲁郡、泰山等第发现“凤凰”，成千上万的五色鸟飞到长安附近宫苑，新丰出现“黄龙”。这些都被认为是上天赐予君主的样瑞。其实中国之大，各种异常的自然现象肯定是很多的，各种异常的自然现象的发生与政局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政局稳定，国力强大，人民生活还过得去，大家就只注意那些被认作样瑞的现象。反之，政局动荡，国势衰微，民不聊生时，大家就特别强调灾异了。所以，这种对异常自然现象的强调，也成为政治局势如何的一种信号了。
汉元帝时，京房向他提出:自从您继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天降霜，冬天打雷，草木春天凋零而秋天繁荣，水旱虫螟，饥荒瘟疫，盗贼横行，罪犯满街，《春秋》所记的各种灾异全都出现了。您觉得当前是太平治世还是乱世?元帝也只得无可奈何地承认:真是乱极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实际上这正反映出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毫无办法，对自己的前途丧失了信心。他的儿子成帝将国家大政交给外威王氏兄弟，自己沉迷酒色，奢侈浪费无度。他在平地营建陵墓，征发成万农民服役，连夜赶作，远从东山取土，其价格竟和谷物相当，整个工程的花费据说同秦始皇的掘山陵差不多。百姓财竭力尽，灾荒连年，饥民流离道路，成百万人饿死。“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在这样绝望的气氛下，甘忠可编造了一部《包元太平经》，室称汉王朝己碰上天地要绝灭它的厄运，应当重新受命于天。天帝派真人赤精子下来传授我这部书，可以使汉王朝再次接受天命。甘忠可被认为是诽谤皇朝妖言惑众而关进监狱病死，但他的弟子夏贺良继续宣传这一套，到哀帝时居然得到官方正式认可。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下诏:汉王朝建立已二百年，现在获得再受命的符瑞，宣布大赦天下，改元为"太初元将元年"，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这样一种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当然不可能产生什么效果，夏贺良等又策划进一步夺取实权，于是建议更换丞相等大臣。这就引起了皇帝和大官们的警觉，八月，便把夏贺良等关进监狱处死，宣布取消六月的改元改号，“再受命”的闹剧于是收场。它充分暴露了汉王朝君臣走投无路、病急乱投医的狼狈形象。
汉哀帝及其将相大臣的举措失常，正由于他们当时面临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鲍宣就指出，当时公卿大臣和地方长官大都贪污残暴成风，国库空虚，用度不足，人民流离失所，“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所谓“七亡”，是指使人民丧失财产的七件事即:水早天灾，苛捐杂税，贪官污吏的掠夺，豪强地主的兼并，国家格徭役耽误农时，地方杂差影响生产，盗贼抢劫平民财物。“七死”则是指危害人民生命的七件事即:酷吏打死，判刑从重，冤陷无罪，盗贼伤害，相互仇杀，荒年饥饿，瘟疫疾病。在这种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的混乱情况下，要想国家安宁社会稳定，当然是绝不可能的。
3.此伏彼起的人民起义
昭宣时期曾有所缓和的人民武装反抗活动，元成以后又逐步发展起来。成帝初，首都长安郊区的南山就有倗(朋)宗领导的起义队伍，他们依据山险，攻杀官吏，使得道路不通，长安惊恐，各城门加强警戒。官员们组织军兵大举追捕，旷日持久，花费巨大而无功。历时一年多，前后任京兆尹都因此被罢官，起义队伍却越战越强，消息流布四方，成了汉王朝的大问题。
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东郡往荏平(今山东荏平南)侯毋辟兄弟五人领导起义，攻打烧毁官府，捕捉捆绑官吏，自称“将军”。
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州(治阳翟，今河南禹县)铁官徒即被判刑服劳役从事冶铁的苦工申屠圣等八十人奋起反抗，他们杀掉官长，夺取武库兵器，自称“将军”，转战九郡。汉王朝如临大敌，派遣中央大官督率迫捕，按照正式征兵作战的紧急法令从事，费尽心机才勉强平息下来。
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广汉(治广汉，今四川金堂)一批被判处重刑、戴着镣拷的囚徒起来造反，解救出被判处死刑的郑躬并推他为领袖，抢夺武库兵器，攻打官府，释放囚犯，自称"山君"。第二年他们转战在附近几县，队伍发展到上万人。汉王朝调集广汉郡和蜀部官兵三万人围追堵截，到冬天才逐渐平定，被迫投降的余部还有三千多人。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尉氏(今属河南)儒生樊并等十三人组织起义，杀死陈留(治陈留，今河南开封南)太守及其下属官吏，释放囚徒，夺取武库兵器，自称“将军”。汉王朝不惜重赏按捕，其后杀害樊并的李谭等五人都被封侯。而且连樊并所传习的儒家经书“百两篇”(《尚书》中的一家)都被废除了。
同还有山阳(今山东巨野南)逃亡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起义，杀死官吏，释放囚徒，夺取武库兵器，自称“将军”组成大军转战十九个郡国，后杀死东郡太守、汝南都等地方军政长官。汉王朝派遣中央高级官员调动各地军队围攻多年才得平定。
到平帝时，申居刚指出，当前继承着累世衰乱、弊病重重的时代，国库空虚，赋税繁重，残暴的宫吏侵占农时，贪污的大员掠夺民财，使得百姓穷困夭折。以致盗贼集团成千上万，他们组成军队集合行动，自己建立各种名号，攻击首都，焚烧县城，甚至谣传要进犯皇宫，使得宫廷卫卒都惶恐不安。实在是汉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严重局势。
二、王氏擅权与王莽改制
汉元帝王皇后有同父兄弟八人及堂弟王音等，成帝即位，王皇后成为太后，她的大弟王凤任大司马大将军掌握政权，其余六个活着的弟弟王崇、王谭、王商、王根等相继都被封侯。王凤执政十一年后死去，推荐王音继任执政。八年后王音死去，由王商继任执政。王商执政四年生病去职，由王根继任执政。五年后王根生病退位，又推荐其侄王莽继任执政。直到一年多以后成帝死去，整整一代政权始终操在王氏弟兄叔侄手中。刘向就曾指出:王氏一门担任二千石以上大官的有二十三人，其守有九人封侯，经常簇拥在皇帝左右。王风专权用事，作威作福，尚书、九卿、州牧、郡守这些中央相地方的主要官员都是王家的党羽。他们掌管机要，互相勾结，歌功颂德的升官，批评反对的受罚，上上下下只听到一片赞歌。兄弟盘踞要职，宗族纠结掌权，从上古到秦汉，外戚专权尊贵，自来没有家王氏这样突出的。
王莽是王太后的侄子，他的父亲王曼早死，是太后诸弟中唯一末被封侯的，王太后很觉得过意不去。王莽那些堂兄弟都是公子哥儿，个个骄奢淫逸，只知道享乐腐化。惟独王莽谦恭俭朴，勤奋好学，生活上同普通儒生一般，对待亲属和师友都很守礼法，在他那些当权的伯叔面前更是曲意奉承。比如大将军王凤即他的大伯父生病，他就亲在身边侍候，汤药送来都先尝过才递上去，几个月衣不解带，弄得蓬头垢面。使王凤非常感动，临死时特别把他托付给太后和成帝。加之他的叔父王潭、王商以及当时名臣戴崇、金涉等都一致推荐，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成帝下诏迫封其父王曼为新都哀侯，王莽就得以继承爵位当了新都候，并被任命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成为皇帝亲近侍从。王莽官爵愈高，行为愈加恭谨，所得资财军马衣袭都用来赠送宾客，供给名士，家无余财。甚至对待他侄子的老师和同学都非常有礼貌，对于将相大臣更是广为结纳。所以当权的推荐他，在野的称赞他，声誉渐渐超过他的叔父们而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成帝末年，执政王根病重时，使举荐王莽继任。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三十八岁的王莽就被提升为大司马执政了。取得最高官位后，王莽更加严格约束自己，生活极为朴素，却把所得傣禄赏赐都用来赠送贫困的儒生。有次他的母亲生病，朝廷显贵们的夫人前去问候，王莽的夫人出来迎接，穿着非常简朴，竟被看作粗使仆妇，当其知道她就是执政的夫人时，无不大吃一惊。
第二年三月，成帝去世，无子。他的侄儿定陶王继位，是为哀帝。哀帝上台后，其祖母家傅氏和母家丁氏掌权，王莽不得不称病去职。二年后又被迫离开长安回到他的封国新都(今河南新野东)，在那里闭门闲居了三年。当暴发的傅氏、丁氏迫不及待地追逐权位谋取富贵时，王莽却努力争取政治声望。在他执政的最后时期通过了著名的“限田令”，次年又以王太后的名义宣布王氏的田地除坟园外全部给与贫民，表示带头支持限田，这同丁、傅等人的抵制恰成鲜明对比。所以王莽免官闲居，有成百的官吏上书为他鸣不平。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发生日食，应举到首都考试的儒生都称颂王莽的功德，哀帝不得不以侍奉王太后的名义将王莽召回长安。他虽然未能恢复其官职也无实权，但是却回到权力角逐中心以待时机，后来的情况证明这是至关重要的。次年哀帝去世，又没有儿子。这时傅央宫接管了皇帝的玉玺莹，立即传召王莽并任命他统领禁军主持政事，罢免了哀帝宠臣大司马董贤。随即经丞相孔光为首的主要大臣公举，王太后下诏命王莽重新出任大司马执政。他们商议选择了年仅九岁的中山王继位，是为平帝。王太后临朝称制主持政事，实际上大权归于王莽掌握。
王莽以三朝元老、名儒孔光为丞相、大师，名义上成为群臣之首，圆滑世故的老官僚孔光实际完全听从王莽操纵，他们逐步排除了敢于立异的官员。王莽被封为太博、安汉公，并以王太后年老，不宜用日常政事烦扰她为由，下诏规定除封爵以外，其他政事均由王莽同孔光等处理，实际上取得了皇帝一样的威权。在这期间，王莽也推行了一些收揽人心的措施。如增加官吏傣禄，二干石以上大官年老退休后，终身发给原傣禄三分之一。妇女判刑后，可以每月交三百钱代替服刑。大封刘姓诸王和周勃、樊哙、霍光等前代功臣的子孙百多人。元始二年(公元2年)遇到旱灾，王莽带头献钱百万、田三千亩赈济贫民，群臣仿效献田宅的有二百三十人。减免贫民和灾区中产之家以下的租税。撤销皇家猎场安定(今河北深县西)呼池苑，新设安民县，官府建筑房屋街市，供给住宅用具，贷与口粮种子和耕牛，安置迁的贫民。规定妇女除非本人犯法，不得因家人有罪而牵连逮捕;男子八十以上和七岁以下，除非谋反大逆、诏书指名逮捕，也不得拘捕。在全国各级地方行政单位普遍设立学宫，把博士的名额扩大五倍，为太学建校舍万区:征求全国各地通一经并教授学生十一人以上，以及懂得各种古籍和天文、兵法、文字、医药等专门学术的人，由各地用公费送到首都长安，讲述自己的学说，前后有数千人应征。
这一系列措施更为他赢得了声望。平帝继位三年后要选皇后，王莽却宣称自己的女儿不宜参与候选，王太后也下诏说，王氏女是我娘家的人，不必采远。于是儒生吏民守候在宫门上书的每天有千多人，公卿大臣也纷纷到朝堂上表态，一致坚决要求选王莽的女儿为皇后。王莽派官员分头劝解，上书的人反倒更多，结果当然是王莽的女儿入选。有人建议应当加封皇帝岳父王莽的田地，王莽谦辞不受；皇后的聘礼应当是黄金二万斤，王莽只受四千斤并以其中的三干三百斤分结十一家妃嫔。当王莽拒绝接受赏田时，先后有吏民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以及王侯宗室多人面见口头申请，都说应当赶快重赏王莽。有一个大官还上书称：天下人民听说王莽不受大国的封地，辞退万金的巨款，散财施予成千上万，莫不感化，蜀郡男子路建等就自觉惭愧而撤销了争夺财产的诉讼。这完全可以媲美古代周文王平息虞、芮两国争讼的佳话，应当通告天下。
王莽吸取哀帝时丁、傅掌权的教训，不许平帝母亲卫后及舅父卫宝等到长安。他的儿子王宇担心平帝长大后见怪，与其妻兄吕宽等谋划装神弄鬼警戒王莽，事情发觉后王莽将王宇逮捕毒死，借此诛灭卫氏并牵连捕杀很多反对自己的官员。于是人们又议论说，从前周公辅相成王，大义灭亲诛管、蔡；现在安汉公辅佐皇帝，大义灭亲诛王宇。为了国家而不顾惜儿子，应当给予重赏。后来就兼采伊尹、周公的名号特称他为“宰衡”，地位在王以上，并赏以“九锡”，即特制的衣帽、车马旌旗、弓矢、用具等以象征其超越百宫的突出地位。接下来便有人建议，从前周成王年少称“儒子”，周公居摄；现在皇帝也很年轻，应当让安汉公行天于事，如象周公那样。群臣都表示赞同。但是这一幕还未及演出，平帝却生病了。王莽又效法周公在武王生病时的行为，向上天祷告表示愿以自身代替皇帝，也将祷文藏于金匮然而年仅十四岁的平帝却还是没手留下任何遗言便死去了。
于是王莽选择了只有两岁的子婴作为平帝的后嗣。这时武功(今陕西扶风南)县长报告在淘井时挖出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其上有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命群臣向王太后报告，太后认为这是妖言，不可信，但她已无力阻止了。于是勉强下诏宣布王莽摄行皇帝之事，称为摄皇帝，改元居摄，平时如象皇帝一样朝见臣民处理政事，只在对待王太后和皇帝时才恢复称臣。
这时很多人也看出了王莽的用心。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领百多人起兵反抗失败了。二年九月，东郡(治濮阳，今河南濮阳南)太守翟义在地方武装会操时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宣称王莽毒杀平帝，图谋篡位。一时响应的有十多万人，首都附近槐里（今陕西兴平）也有人起兵。王莽惶恐不安，抱着小皇帝子婴四处祷告，还模仿《尚书·大诰》发表宣言，申明暂时摄位、等于婴长大成人后即将交还政权的本心，派官员到各地宣讲。同时调动大军进攻，京城宫殿也派大员领兵昼夜巡行。三年春，瞿义等全都失败了。于是宣告王莽应该做真皇帝的符命也便接因而来。这年冬天，有个叫做哀章的人，穿上黄衣，捧着一个铜匣来到刘邦的神庙，铜匣中装着两卷图书，一卷标题为“天帝行釜金柜图”，一卷标题是“赤帝行釜邦传予黄帝莽金策书”。内容是刘邦传位给王莽为真天子，王太后应当照天命行事。还有王莽的八位大臣和王兴、王盛以及哀章的姓名和官爵，这十一人就算是天赐王莽的辅佐。管理神庙的官员报告上来，王莽便亲到神庙拜领这称为“金柜”的钢匣，宣布遵照天意接受赤帝刘邦的梅让，即真天子位，政国号为潮，以次年为“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这就走完了夺取破权的最后一步。
迷信古法的王莽政制
1、王田私属制:即位后，针对当时最主要的社会弊病一一一土地兼并和奴婶买卖问题，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始建国元年下诏说；古代实行并田制，一夫一妇百亩田，按十分之一交税，国家和人民都很富足。秦国破坏了并因制，土地兼并发生了，强者占有成千上万亩田，弱者却没有立锥之地。又设立奴姆市场，把人和牛马关在一起出卖，主人掌握着奴姆的生命。这就便有些坏人借此谋利，甚至劫掠贩卖妇女儿童，违背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道理。汉王朝虽说减轻田租到三十分之一，但还有摇役赋税，残废人也得负担。豪强欺压贫民，租佃田地，名义上交税三十分之一，实际上收租却是十分之五。农民全家终年劳苦，收入还不够维持生活。以致富豪们的狗马都有吃不完的粮食，骄奢以犯罪；贫穷人糟糠也吃不饱，窘因而违法。两种人都陷入法网，所以刑事案件增多。应当说这个批评是中肯的，它指出了封建社会的病根在土地问题，地主占有土地残酷剥削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农民破产而嫁妻卖子又使奴姆问题长期无法解决。
王莽针对这问题而作出的改革方案是恢复井田制。他规定，土地固有，不许买卖；每家男子不到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亩的，把多占的回分给宗族、邻居；奴姆也不许买卖。这个方案的推行遇到了极大阻力，据说由于违反并田制而买卖田地、奴姆犯罪的，从诸侯、官吏以至庶民，多得数不清。过了四年之后，有个官员向王莽委婉呈述；并因制虽是古代圣人的好办法，但是败坏已经很久了。秦国允许土地买卖以来，大家也都很习惯而还没感到不便。现在要违反民心恢复千年前绝灭了的制度，就是尧舜来办，没有上百年的逐步过渡，也是行不通的。当前天下初定，条件不成熟，还是暂时停止为好。王莽接受了这个意见，下诏允许买卖土地，买卖奴姆的也暂不治罪。
2、实行六管、陈货、五均。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又颁布了“六管”的诏令，规定出国家垄断经营盐、酒、冶铁、铸钱，征收山泽产品税，以及从事控制吻价的贸易与信贷。记书说:盐是各种菜肴的主将，酒为制药和宴会所必需，铁器是农民的基本用臭，钱币是贸易流通的手段，山泽物产丰富，管理物价和低利借贷是使百姓享受公平交易。这六件事都不是普通平民家家能够自己作的，必然要依赖市场，即使贵几倍也不能不买，豪民富商即趁此勒索平民。古代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要由政府管理起来(儒家经典《周礼》一书中有这方面的规定)。这当中有些项目是汉武帝时早巳推行的，但王莽的用意似乎有所不同。比如国营贸易类似平准均输，但平准均输是贩运各地货物买贱卖贵以取利，而王莽的国营贸易主要是为了稳定物价。所以他规定，对于五谷布离丝绵等必需品，卖不出去时政府按成本收购，不便生产者赔本；超过平价时政府按平价供应，不使消费者屹亏；价格略低而双方自愿则昕其买卖。
五均是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宫。长安分东西市，设令，各市有长，长皆兼五均司市宫，称为“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入。五均宫的任务是管理市场的物价，收工商业税。各地五均官在每一季度的中月，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作“市卒”。物价高于“市平”，则把库存物资按平价出售；价格低于“市平”，则任其出售王莽的信贷规定，凡平民祭祀丧葬缺钱，政府给予无息贷款，祭祀十天后、丧葬三月后归还；经营生产缺钱，政府给予贷款，然后按经营所得纯收入取息，年利率不超过十分之一。王莽还规定荒废田地和园圃要加倍纳税:无业游民要特别纳税，无力交织的人则由官府征发服役并供给他衣食。这些法令的原理应当说还是包含着抑制兼并保护平民的意图。但是王莽所继承的西汉末年那种腐朽的官僚体制，根本不可能办好摧富济贫的事情，经办官员借此扰民，制造假帐，官府空有纸面上的收益，老百姓反而更加受穷。
3、改革币制：从汉武帝规定五妹钱作为法定货币后，由于它轻重适当，制造精良，私铸无利可图，已成为普遍习用的交换媒介。王莽却认为，货币如果都是大面额的，买小东西不方便；都是小面额的，集中清点输送很麻烦。应当大小配合才便于使用，所以传说古代的钱有子母相配流通。于是规定另造一种大钱，重十二株，值五十。这就是说，它的重量仅为五株钱的二点四倍（据实吻考查，大钱同五株钱大小差不多，还不够文字记载的重量），价值却是五银钱的五十倍，实际上就是货币贬值，公开掠夺人民。另一方面，这也使得私铸大钱便能获取二十倍以上的暴利。后来王莽还铸造了许多布币，其“大布”重二十四株，值一干，私铸这种布币，所得的暴利就更惊人了。因此王莽更改币制以后，尽管用死刑严惩私铸钱币的人，甚至禁止民众持有钢和炭，也始终无法禁绝。后来由于犯私铸钱币罪的人太多，不便通通处死，于是改为全家充当官奴婢，邻里未曾告发的也同罪。成千万的人降为奴婢被押送到长安充当铸钱的苦工，还拆散其家庭，被沂磨致死的竟达到十分之六七，真是一大浩劫。
汉宣帝以后，汉匈关系是友好的，边区生产发展，一派和平繁荣景象。虽然呼韩邪单于穷团来降，汉王朝仍把匈奴作为对等的大国尊重。汉给与匈奴的印信，文字是“匈奴单子窒”。其下面诸王，文字是“汉某某王章”，表示待单于以客礼而不作为臣属。王莽却妄自尊大，源使臣收缴汉旧印信，他另结的新印信，文字为“新匈奴单于章”，把单子降为新朝臣属，引起单子很大反感。加上其他一些纠纷，匈奴便开始侵扰边塞。王莽更宣布把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子”，派遣孙建等十二将军，征发全国各地精兵三十万人，带足三百天的粮草，准备分十路同时并进歼灭匈奴。将军之一的严尤指出：从来攻打匈奴的战役，没有超过一百天的。因为匈奴境内无处筹粮，一切均要汉军自带，只能按预定时间、路线寻歼敌人，有无斩获都得准时返回，否则就会自己因死在沙漠。现在调集各地军队，有远有近，一年也到不齐。先到的久等疲敝，大量粮草更难以筹案转运，全面长期大进攻是办不到的，并且未必有效。最好派遣已到的精兵及时闪击，不能坐等自圈。王莽却不昕从。结果陆续到达的几十万大军无事可作，边郡供应又不足，军纪败坏，骚扰百姓。民众被迫抛弃家园，奋起反抗，他们组织成多起数干人的队伍，转战各地。王莽又调兵镇压，打了一年多，征伐匈奴的战争还没能正式展开，王莽自己就把沿边郡县搞得破败荒凉了。
由于强迫征发高旬丽兵参加迸攻匈奴的大军，高旬丽人多逃亡。王莽命边防官吏诱杀高旬丽首领，激起了东北各族的反抗，东方边境从此动荡不安。王莽的使者到各边区换发印信，政王为候，引起了西南地区句町(今云南广南)王的反对。王莽指使地方官员周敢杀掉旬町王，句町王的弟弟起兵反抗，杀死周歇，西南各族群起晌应，三边尽反。王莽派冯茂、廉丹等先后统率大军进攻，因水土不服染上瘟疫，士兵死亡十分之六七。为供给军用，征派赋税竟至掠夺人民财产的十分之五。打了几年也不见成效，整个西南地区却弄得民穷财尽。西域诸国由于王莽改易王侯，丧失恩信，也联合匈奴起来反抗，先后攻杀校尉刁护、都护但钦等王朝官员。王莽在政治上军事上种种倒行逆施，破坏了传统的民族关系，引起四境不安。为此他又发大军征讨，而沉重的赋税擂役更使得汉族人民破产丧命，群起反抗，社会政治局势因而更加动荡起来。
4、统一度量衡 王莽于公元九年实行统一度量衡制度，制造标淮的度量衡器颁行天下，令“万国永遵”，作为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标准。从魏晋以来全国各地相继出土有各种新莽的度量器物，尤以原藏故宫现存台湾的王莽铜斛为珍宝，它已具备斛hú斗、升、合、月五量，构成了完整的度量衡总体。东汉以后备代，多承袭莽制。
王莽还规定从皇帝群公直到基层官吏的傣禄，要按照当年农业生产情况而浮动，“岁丰镶则充其礼，有灾害则有所损，与百姓同忧喜也。”如果每年上计时统计天下无灾，皇帝就接定制享用全份生活费，如受灾则照减产率削减生活费。大小官员也要按照各人所负责区域的丰歉情况，领取全份傣禄或投减产率削减其傣禄。这样来促使官员们奖励扶植农业生产，关心百姓生活。这个制度设想也很不错，但按当时的生产体制和经济管理水平，根本不可能及时作出精确统计，傣禄也就无从计算发放。于是官员们各自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自谋收入，“郡尹县宰，家累干金”，百姓却深受其害。
王莽还依据儒家经典，经常改变官名、地名、行政区划、典章制度，他醉心于纸面上的文字游戏，整天同大臣们商讨理想的制度，议论改革的方案。以政日常政务、诉讼审判、官吏升迁补缺等都没有时间去处理。上报公事的几年得不到批示远去回去，拘押在官府的无人过问、碰到大赦才得出来，服兵役的几年不能交代。法令纷繁，前后矛盾，钦差大臣满天飞，行政管理混乱不堪。他又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共七百九十六人，附庸一千五百十一人，但仅在纸面上议论封国采邑应划在何处，实际上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有的穷得来靠打短工维持生活。影响尤其严重的是他根据儒家经书“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原则，把汉王朝原来分封的王都降为公侯，这在兄弟民族地区引起极大反感，酿成无穷后患。他又依照古书多次改革币制，把龟甲、贝壳等都恢复为货币，否定比价，轻重失宜，每次改动便停用旧币，使平民多次破产，造成交易停顿，农商失业，不少百姓甚至在市场上痛哭。
王莽政制的确存在食古不化迂腐琐碎的毛病。但是《汉书》作者班固站在汉王朝的立场，把他看作篡位的奸臣，带上这种偏见对他的一切措施全盘否定，却是没有道理的。王莽看到了汉王朝的某些社会弊病，有些法令含有关心民间疾苦、正视现实问题的内容，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包含一定合理因素，不能认为都是虚伪和欺骗。当然，象土地兼并，奴婢买卖这样的问题，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政治家不可能解决的。打击富商，资助贫民，也是封建官吏无法普遍做到的。更不用说那些无补实际的方案，徒然增加混乱而有些措施则纯属掠夺人民，当然更造成灾难。曾经在王莽的新朝任职的桓谭评论说，王莽的缺点在于不识大体：一是自以为是不听臣下建议；二是事事效古，只知道古代圣人制度好而不明白自己不可能执行，理论上很高妙，实行后却造成破环和混乱；三是任人唯亲，不知选择良将。这倒不失为比较平实的见解。
三、人祸天灾民不聊生
无穷的人祸加剧了天灾的破坏力，从始建国王年(公元11年)起，煌灾、旱灾、黄河决口、饥荒，连年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甚至王莽在沼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惟即位以来，阴阳末和，风雨不时，数遇粘旱，蝗螟为灾，谷稼鲜耗，百姓苦饥”。但是，他却把这些归之于偶然碰到的厄运，说不幸碰到了应当发生灾害的年岁，所以有这些磨难使老百姓受苦，他表示很悲痛。不过这种厄运很快就将过完了。然而空话并不能填饱饥民的肚子，王莽更异想天开，派遣官吏到各地教老百姓“煮木为酷”。尽管赠以美名，但草木还是不能煮成真正的食品，只不过又给老百性增添一些痛苦罢了。
王莽无法解决饥荒，人民只有奋起自救。始建国三年，北部边郡由于准备征伐匈奴的各路大军的骚扰和苛暴的租赋摇役，迫使入民首先起来反抗，并州(今山西中、北部和内蒙古西部)一带尤为突出。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西)和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东)的人民继起，他们组成几千人为群的队伍，在附近诸郡转战。天凤四年(17年)，临淮(治徐县，今江苏泗洪南)人瓜田仪等发动起义，在会稽长州(今江苏苏州)一带活动。同年，琅邪海曲(今山东日用)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聚合百多人亡命海中，迅速发展到几千人。吕母自称“将军”，引兵回来攻破海曲县，杀死县宰，又转到海上活动。其后这两支队伍都发展为成万人的大军。
面对人民起义，王莽先是派官员前往招抚。官员们回来报告：盗贼解育交后很快又更新聚台起来，原因是民众恼恨法禁烦苛，妨害生产活动；努力耕作，所得还不够交纳赋税；闭门守法，又会遭到因邻居有私铸钱币的嫌疑而牵连入狱；民众穷困，无路可走，所以起为盗贼。王莽听到这种如实反映情况的报告更大怒，将这些官员罢免。有的官吏迎合旨意，说什么百姓狡猾放肆，应当严加惩处；或者说是偶逢厄运，不久将会消除。王莽听了便很高兴，把这些阿诀奉承的小人升官，竟和当年秦二世的作风一个样。本来当时起义的农民极为纯朴，开始大都是衣食无着的饥民，聚合起来寻求活命，他们盼望的是年成好转仍能回家耕作。所以虽然结合着成千上万人，却仅仅以乡里小吏“从事”、“三老”、“祭酒”等相称呼，也不敢占有城邑，许多地方长官都是在乱军中偶然伤亡，并不是起义农民有意杀掉的。但是，王莽却不从自己政治上的错误去寻求原因，反而指责说：民众由于饥荒而犯法，不过偷盗、抢劫两类。现在他们干百人结党成群，这就是公开叛乱了，怎么还能说是迫于饥寒呢？官员们如不努力捕斩叛贼而胡说什么只是饥民为非，一律逮捕法办。这样一来，下面群臣愈加惶恐，再也无人敢于反映真实情况了。
绿林军与昆阳之战天凤年间，荆州(今河南西南以至湖北湖南一带)地区闹饥荒，农民们都聚集到沼泽地带来集水草野菜充饥，有时难免不发生纠纷。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入王匡、王凤经常为人们调解争执，处事公平，逐渐成为饥民领袖，聚合着数百人。外地流亡来此的南阳人马武、额川人王常、成丹等群起参加，他们攻打孤零的乡镇，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被称为绿林军，几个月就扩充到七八千人。天风五年(公元18年)，王莽派费兴出任荆州牧，临行他问费兴到荆州去后有什么安排考虑。费兴说：荆州、扬州入民大都依靠山林川泽采集捕捞为业，现在宫府实行“六管”，对山林川泽产品征税，夺取了人民的收益。加以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所以起为盗贼。我去到荆州，打算公开告戒他们各自回家务衣，贷给耕牛种子和口粮，宽缓田租赋税，也许有希望便他们解散安顿下来。王莽一听大怒，马上免去他的官职。后来地皇二年(公元21年)，另一位荆州牧率领官军二万进攻绿林军，梦想武力解决问题，不料却被王匡等打得大败，官军死伤数千人，全部军备辎重丢光。王匡等乘胜攻击竞陵(今湖北潜江)、云杜(今湖北京山)、安陆(今湖北安陆北)一带，发展到五万多人，雄踞绿林山，地方官无可奈何。
地皇三年(22)，这一带发生瘟疫，绿林军病死的很多，他们便下山分散活动。王常、成丹等一支向西进入南郡（治江陵，今属湖北），号称下江兵。王匡、王风、马武等一支向北进入南阳郡(治宛县，今河南南阳)，号称新市兵。他们都自称“将军”。王匡等北进途中，平林(今湖北随县北)人陈牧、廖湛等聚众千余人起来晌应，号称平林兵。汉王朝宗窒刘玄也参加了平林兵的队伍，后来称为更始将军。
王莽末年社会动乱日益加剧，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新朝的崩溃已成定局。汉景帝后裔、南阳豪族、青陵(今湖北枣阳南)人刘縯yǎn、刘秀兄弟等乘机图谋恢复，在地皇三年十月聚众起兵。他们组织宗室贵族刘祉、刘赐、刘嘉，地方豪强李通、邓晨、阴识等各家子弟宾客七八千人，号称舂陵兵。刘摄派人联络王凤、陈牧等，与新市、平林兵配合作战，进攻湖阳(今河南唐河南)、新野(今属河南)、棘阳增可南南阳南)等地均获胜。但在十一月攻打南阳时，却被王莽的前队大夫(即南阳太守)甄阜、属正(即郡尉)梁丘赐打得大败，兄弟姊妹宗族死去数十人，刘秀单骑逃脱，刘摄氏得收集余部退保棘阳。甄阜等乘胜而骄，留辎重于兰乡，领精兵反扑过来，妄图一举全歼起义军。新市、平林具兵见官军势盛，也有点动摇，打算转移，形势危急。这时恰好王常等率领下江兵北上，进抵宜秋(今河南唐河东)。刘寅、刘秀等亲去求见，与王常共商联合抗击官军，以便扭转战局，对大家都有利。于是各部齐心合力，锐气倍增，十二月底先夜袭兰乡，尽获官军车辎重，次年元旦便大破官军，歼灭了二万多人，杀死了甄阜和梁丘赐。起义军乘胜前进，又击败了严尤、陈及率领的官军，进围南阳，民众踊跃参加，迅速发展到十多万人。
绿林军分而复合，发展壮大了，又有一批豪强地主参加进来，便不同于纯朴的农民队伍了，于是进而提出了建立政权、推翻新王朝的问题。舂陵兵想拥立刘縯，但是新市、平林和下江兵的大多数将领主张推举刘玄。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他们在南阳城外开会，共立刘玄为皇帝，建元为更始元年。以王匡、刘縯等率主力包围南阳，命王凤、王常、刘秀等领兵越过南阳北迸，攻击昆阳(今河南肘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北)、鄙县(今河南鄙城)一带，缴获大量粮食牛马，转运到南阳城下供给大军。王莽听说绿林军拥立了姓刘的皇帝，非常惊恐。便派遣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等到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征发各地精兵百万，选用一批通晓各种兵法的人为将校，还找了一个身高一文(约台二米三三)的大个子名叫巨无霸以及一些虎豹犀象等猛兽以助军戚。王邑等到达洛阳，率领各州郡长官亲自带领来到的各路精兵四十二万多人出征，旌旗千里，声势浩大。其余在路途上的后续部队还在络绎不绝地进来。五月，王邑等兵临昆阳。严尤建议说，昆阳城虽小却很坚圈，现在称帝的人在南阳，不如直扑南阳，打败了主力，昆阳自然降服。得意骄横自空一切的王邑却说：我统领百万大军，遇城而不能克，不足以显示军威，且看我血洗昆阳，踏着血迹前歌后舞地进军，那才算得痛快。
这时昆阳域中只有八九干兵，刘秀同王凤、王常等商议，留王风、王常领兵在城内坚守，刘秀同李轶yì等十三骑乘夜出南门去组织援军。当时王邑的前锋抵城下的已近十万，刘秀等差点出不了城。王邑为了显示威风，数十万大军把小小的昆阳城围了几十重，扎下成百座大营，金鼓之声远播数十里外。官军挖掘地道，开动甲车，架上十多丈高的云拿俯视域中，万驾齐发，矢下如雨。城内守军顶着门板，但他们死里求生，顽强抵抗。王邑等认为早晚定可破城，军官各自劫掠财物，不把军事放在心上。刘秀等赶到郾、定陵，把全部起义军集中起来援救昆阳。六月，刘秀率领千多人为前锋，王邑也只派几千人来迎战，刘秀带头拼命冲击，斩首数十级。义军诸将高兴地说：刘秀平时打仗很胆小，今天在大队强敌面前反倒如此勇敢，真奇怪。于是推他继续为前锋，诸军紧密配合行动，官军又败退，起义军诸部并进斩首数千级，连胜而前，斗志更旺，无不以一当百。刘秀于是精选敢死队三千人，从城西直攻王邑中军。王邑、王寻骄傲轻敌，投把这几千人放在眼里，自带亲兵万余人迎战，还命令诸营各守岗位，不得擅自行动。不料起义军搏杀英勇异常，官军抵挡不便，各营未得命令无法相救，眼看着王寻被杀死。昆阳域中守军乘势杀出来，内外呼应，杀声震天，王邑逃走，官军于是大乱。夺路逃命者自相践踏，又碰上暴风雨，屋瓦飞扬，大雨倾盆，河水猛涨，虎豹猛兽都吓得战抖不止，真是兵败如山倒。官军逃得活命的各自逃回老家去了，王邑只剩下长安士兵数千人簇拥着败退洛阳，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王莽片面追求形式上的强大，虚张声势，盲目贪多，不懂得仓促组合、缺乏训练的大军，势必指挥不灵，自相掣肘。当然，更重要的是不义之师，军无斗志，容易溃散。所以主帅想把它紧紧控制在手中，不敢发挥什么机动灵活性，容易管得太死，一遇到意外挫析，就难免溃败瓦解了。昆归之战刘秀曾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农民起义军广大战士的英勇顽强更具有决定意义。
更始政权当昆阳决战前夕，更始元年五月，刘玄等已攻克南阳并建为都城。刘摄的部将刘理对刘赖末当上皇帝不满，公开攻击刘玄并拒不服从调动，刘玄等抓住刘穰准备惩办，又遭到刘籁的极力反对，于是刘玄便将刘旗、刘穰一并处死。刘秀听到这一消息，考虑到自己处境危险，立即从前线赶回南阳请罪。他既不同刘簇的部属交往，也不谈昆阳的战功，对刘籁的被杀也毫无悼念表示，饮食言笑一如平常。刘玄觉得不便再加株连，便给他一个破虏大将军武信侯的官职，实际上被剥夺了军权。
昆阳大捷的消息一传开，全国闻风振奋。各地豪杰纷纷起来晌应更始政权，杀掉王莽的地方官吏，自称“将军”，用更始年号，等待着刘玄的沼命。不浮十天半月之间，王莽政权便号令不县宰正带兵数干在守备武关。邓哗派人去招降说:刘家的皇帝已经登基，你还看不清形势吗?县宰请降，邓哗便接管了这支军队，自称辅汉左将军，向武关进攻，王莽政权的都尉也投降了。邓哗挥军北上，攻杀王莽的右队大夫(即弘农太守)，占领湖县〈今河南灵宝西〉，美中麓动。王莽无计可施，大司空崔发建议说:古书上讲国家遇到大灾，就痛哭流涕来加以抵制，现在也应当哭告上天以求救助。王莽果然率领群臣39j南郊祭天的地方，大讲自己历来所得到的样瑞符命，最后仰天大呼:皇天既然授命于我，就应当显灵消灭众贼:假如是我不对，愿天降雷霆劈死我。于是捶胸顿足大哭，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又连连叩头。他还把自己的功劳写成告天的文书，让京城的儒生百姓聚会，早晚痛哭祷告，政府准备食品招待。凡是悲痛异常和能背诵告天文书的，都给官当，竟然有五于多人入选。
另一方面，王莽当然也还要组织武力进行顽抗。他任命了九名将军，率领近卫军精兵数万人往东迎敌，却先把他们的家属集中到宫内作为人质，赏赐也很菲薄，军队更无斗志。开到华阴(今属陕西)，便被邓哗击败，六军溃敢，剩下三军退保京师仓。邓哗迎入刘玄派来的李松，联合进攻京师仓未得手，便在华阴休整。弘农小吏王宪经邓哗任命为都尉，率领数百人北渡渭河绕向长安迸攻。这支小队伍却得到沿途民众热烈响应，长安周围属县各组织起数干人，自称汉将，包围了长安城。王莽此时已无兵可j辰，便被免诸狱囚徒，分给武器，让他们饮猪血立营效忠，叫史湛(晨)带领出城去抵挡。但这支军队刚定过渭桥便一哄而散，史湛只得空手回域。九月初，起义民众入城，王邑等虽然还在顽抗，各官府的人却都跑光了。城中少年朱弟等也起来参战，他们拿起武器冲向宫廷，放火焚烧殿门。王莽在部分侍卫簇拥下逃到渐台，追来的群众把他包围了数百童，最后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王宪便自称大将军，统管进城的各路义军。三天之后，李松、邓哗等进入长安，申屠建也赶到了。他们认为王宪得到皇帝釜绥没有及时上交，又掳掠了很多宫廷妇女，使用皇帝仪仗，便把他抓来杀了。串f暑建还宣称:长安周围的民众狡猾，共同杀害了自己的君主(指王莽)。这就使得附近属县人心惶惶，纷纷武装割据自保。申屠建等攻不下来，只好向刘玄报告，后来还是刘玄来到长安宣市大赦，才逐渐平定下来。
当王莽的脑袋传送到南阳时，王匡等己攻克了洛阳。更始元年十月，刘玄到洛阳，随即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进行招降安抚。东方农民起义军主力赤眉得到消息，主帅樊祟亲率将领二十余人随便者到了洛阳。刘玄虽然封他们为列侯，但没有确定具体封固，特别是不懂得抓兵权的重要，对广大的赤眉军缺乏妥善安置，发生了逃散现象。樊祟等便迅速回到军中掌握住部队并恢复独立行动，这一失策对更始政权造成了眼前的直接威胁。当时黄河以北有成百万分散活动的农民起义队伍，还有不少地方割据势力，需要慎重对待。经过磋商，刘玄决定派刘秀以代理大司马的名义渡河去镇慰州郡。虽然刘秀实际上是赤手空拳凭一个“钦差大臣”的名义去闻开局面，但在政治上却给了他宝贵资本，后来得以发展为取代更始政权的强大力量。不过这商店、当时显然并未引起陶醉在胜利中的文lj玄及其大臣们的注意，他正忙于派人去长安整修宫殿。更始二年二月，刘玄自洛阳迂部长安，随后大封宗室功臣刘祉、刘赐、刘嘉、王匡、王风、王常、成丹、陈枚、廖湛、申屠建、李通、李轶等十余人为王，以李松为远相，赵萌为大司马执政。刘玄威信不高，赵葫专权于内，李轶擅命于外，诸王又各自掌管赏罚大权，随意封官赐爵，使得地方上无所适从。这样就不能形成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核心以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逐渐丧失了政治威望。
绿林赤眉军
王莽末年，东方饥荒严重，洛阳以东，米每石要二千钱，比正常价格高出几十倍。农民饥寒交迫无以为主，纷纷起来反抗。天凤五年(公元18年)，琅邪(治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率领'百多入在苔县(今属山东)起兵，转战泰山一带，自称“三老”。由于他勇猛善战，四方归附，一年就发展到上万人。与此同时，东海(治郊县，今山东郊城)人徐室、杨音等也各自起兵，聚合起几万人前来会台。他们围攻亘县末克，北上到青州大败官军，杀万余人，又转回泰山一带，驻面南城（今山东枣庄北）。他们虽已是几万人的大部队，却没有文书、旌旗、建制、号令，只是以口语为约束；最高的首领称为“三老”，以下有“从事”、“卒史”等名称，其实都是借用汉代乡村小吏的名号，士兵相互之间则称为“巨人”；他们共定的纪律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这是一支极其纯朴的农民队伍。
王莽的一名地方长官曰:冗指出:东方盗贼本是一些饥民。只要加强地方官吏的职权，实行坚壁清野，守住大城，他们得不到粮食，就无法结成大队伍。这样或用武力围剿，或用和谈诱降，都很容易平定。现在却多派中央大员督促，将帅征讨，地方官吏忙于应付这些上级大官以求兔罪，无暇处理好应办的事情。官军大举出动，用费浩聚，给地方上带来酌骚扰更胜过盗贼。他表示希望撤回派去的大臣和宫军，并保证可以平定本地区盗贼。不料他这样忠心为王莽规划打算，反倒引起王莽很深的疑虑，马上把他调回长安坐冷板凳，继续委派太师属宫最尚等领兵征剿。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二月，赤眉大败宫军，杀死景尚。王莽不吸取教训，反而派精锐十多万人，命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亲自统率东征，四月从长安出发。这支大军更为放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以致民间流传:“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情况的发展正和田况所预言的完全一样。这样的官军当然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浪潮。这年冬天，无盐(今山东东半东)人索卢恢率众起义并占领了县城。王匡、廉丹费尽力气才攻下无盐，被屠杀的农民军就有万亲人。王莽闻讯一方面大加封赏，同时又督促他们乘胜前进。这时赤眉别部董宪等数万人在梁郡(治艘阳，今河南商丘)，王匡准备进击，廉丹深知官军在无盐惨胜后元气大伤，外强中干，主张休整一下。但是王匡不昕，引军独进，廉丹只得勉强跟随。樊崇亲领赤眉主力赶来参战，由于兵马众多，恐伯在战斗中发生混乱，农民军都染红眉毛作为标志，所以称为“赤眉”。这一战果然大破官军，廉丹被杀死，王匡狼狈逃跑，赤眉军的威名从此远播四方。但他们仍在楚、沛、汝南、颖川、陈留等郡(今山东河南闯)流动作战，并无远大目标。所以当刘玄进驻洛阳沼抚四方的时候，樊祟等主要将领二十多人都亲自去了洛阳，但由于刘玄措置失宜，他们又都回到赤眉军中另煤出路。
樊祟等率领赤眉军到达颖川(治阳霍，今河南禹县)，商议分兵两路。樊祟自率一支队伍南下进攻南阳，徐室等领兵向西攻占阳霍、梁县(今河南临汝西)，击杀河南太守。赤眉军虽然连战获胜，但土兵疲劳厌战，日夜愁泣，总想折回东方老家。樊祟等考虑到东归后队伍必然解体，不如向西攻取长安。更始二年冬天，樊祟等也从武关进兵，徐宣等另从陆浑关(今河南伊川西)进兵，更始三年正月会师于弘农(今河南灵宝北)。赤眉军进展顺利，队伍越来越庞大，分编为万人一营，共有三十营，每营设“三老”、“从事”各一人统领。六月，赤眉军进至郑县(今河南华县)，在巫师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下，樊祟等也选择了西汉宗室、当时在赤居军中放牛的一个十五岁少年刘盆子立为皇帝，自号建世元年(公元25年)，并共推略识文字的徐室为主相，樊祟因“不知书数”而为御史大夫，其余还任命了大司马、列卿等官员，建立起政权，与刘玄的更始政权相抗衡，进道长安。
这时，更始政权由于政策失误，在关中立足不稳，军事上又接连败退，形势紧急。申屠建、张印、廖湛等私议，打算放弃长安东归南阳，实在不行时仍回到江湖上去活动。他们便同去见刘玄提出这一方案，刘玄坚决反对。他们不敢再谈，但是却在下面串连一些入准备劫持刘玄强制推行。有人向刘玄告发，于是刘玄称病不出，召见张印、廖湛、申屠建等五人，准备把他们杀掉。但张印等心怀疑惧溜掉了，只把审屠建杀死。于是张印、廖j甚等便起兵抢掠长安东、西市，连夜打进皇宫。刘玄迎战失利，清早带着百多入选到赵萌营中。他怀疑王匡、陈牧、成丹等与张印间谍，使召见他们三人。陈牧、成丹先来，立即被杀死，王匡知道后就带兵到长安与张印等联合起来。李松支持刘玄，与赵萌台兵进攻长安，连战月余，王匡等败走，迎降赤眉军，反过来领路攻打回到长安的刘玄。更始三年九月，赤眉军进入长安，绿林军将领大部分投降。刘玄逃到高陵(今属陕西)，被地方宫软禁起来，只好投降，赤眉军先封他为长沙王，实际上受到严密控制，不久便被暗杀了。
赤眉军占领长安，在政治上也没有能够打开局面的适当政策，关中经过几次战乱，这时供应大约已被困难，所以长安附近县属遗使贡献，竟然遭到赤眉军兵士的劫夺，显然是收入不敷分配所造成的。但是这样一来，就便附近届县割据自保，更增加了长安的困难。赤眉军诸将却陶醉在胜利中，每日聚会评功摆好，争论不休，甚至拔剑击桩，统一不起来。最后竟闹到公卿大会也争议格斗，以至兵士翻墙进来抢酒肉，弄得杀掉百多人才平静下来。建世二年元旦，樊崇等大会朝见皇帝。刘盆子在他的哥哥刘恭教导下，宣称：现在虽建立了政权，却仍然抢劫如故，臣民来贡献也被掠夺。消息流传四方，大家都很怨恨，不再相信这个政权。这都是选择皇帝不恰当所造成的。我愿意下台，请你们另选贤人。实在认为我有责任应当杀掉也可以，希望你们大家能谅解我。于是泪流满面离开御座，解下空缓交了出来。樊崇等数百人大受感动，便说:是我们不好，对不起皇帝，今后再不敢这样了。又把刘盆子抱上御座，给他带上空缓。散会后诸将回营闭门自守，社会序顿时平静，人们都传颂天于圣明，逐渐回到长安。但是，百万大军的供应却是个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过了二十多天，军队又出来抢掠。城里没有粮食可吃，赤眉军只得收载珍宝，沿渭河平原西进，转至安定郡(治高半，今甘肃回原)、北地郡(治马领，今甘肃庆阳北)一带活动。遭到陇西割据势力槐嚣的阻击，又碰上大雪，士兵冻死很多，九月，只好仍然回军长安。这一段时间长安周围战乱不断，无法生产，百姓饥荒，黄金一斤只能买五斗谷物。白骨蔽野，城郭空虚，幸存的人民都坚壁清野，结寨自保，掳掠也很难有所得了。此时赤眉军还有二十多万人，在这里无法立足，十二月便引军东归。那知道平定了黄河南北、已建都洛阳的刘秀正布置好阵势在等待着收拾他们了。
刘秀正确地估计到赤眉军久战饥疫，主张坚守不战，他要等到赤眉军意气消沉战斗力丧尽的时候，才来坐得廉价的胜利。他也看出长安附近战乱多年，关键问题在于恢复秩序。所以告戒他派遣西征的将帅着重政治上诱降，分化瓦解敌人，恢复发展生产，用恢复秩序发展生产来巩固地盘扩大影响，不急于武力扩张夺取空域。这两项决策都是恰当的，所以刘秀的西征军虽然在军事上有胜有败，但终于能够立住脚。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东归的赤眉军同刘秀部将邓禹、冯异等在湖县、渑池一带(今陕西、河南交界处)交战，光胜后败，八万多人投降。余部十多万人东进到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刘秀早已亲率大军严阵以待。赤眉军饥饿疲园，斗志尽丧，徐室等以刘盆子的名义缴械投降，所交出的兵甲堆积得竟同熊耳山一般高。刘秀当时曾指出赤眉军领袖有三个优点：一是打遍天下，各人都还保留自己原来的妻室二是推举皇帝能从刘家子孙中选拔；三是不读过刘盆子卖主求荣。可见赤眉军纪律严格不腐化，忠厚老实不狡诈，始终保持着农民队伍纯朴的本色。也正由于这一点，他们虽能以排山倒海之势推翻腐朽的旧政权，在军事上所向披靡；却无力开拓新局面，在政治上难以立足，最后只能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是历史的局限所造成，因为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自己解放自己的。
刘盆子、樊崇、徐宣等都被刘秀安置在洛阳，每人给一座住宅、二百亩田。当年夏天，樊祟以谋反罪被杀，徐宣、杨音等后来回到家乡病放，刘盆子也得善终。
西汉时期的文化
一、汉初的黄老思想
战国时代，道家之中曾并存着两个重要学派，一个是黄帝之学，一个是老子之说。有关前一学说的著作久已佚失。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四种佚书：《经法》、《称》、《道德原》，很可能是战国时代流行的“黄帝四经”，属于黄帝学说。有关后一学说的著作，便是传世的《老子》，亦即《道德经》。道家的这两个学派均讲“道”，主要不同点是，黄帝之说还讲“法”，或者说在道之中又包含着法。
汉初的封建统治亲身经历有过秦末农民战争，目睹显赫的秦帝国土崩瓦解的全过程；另一方面，汉初又面临着经济残破、百废待兴的严重局面。所以，西汉统治者迫切需要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和制定合适的统治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恢复和发展生产，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巩固起来。而在寻求治国方针政策的过程里，黄帝、老子之说特别引起汉初统治者的注意。该学说“历记成败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汉书·艺术志》，非常适合汉初社会形势和封建统治的需要。因此，地主阶级便将黄帝、老子的学说揉合在一起，并加以引申发展，使之成为汉初封建统治的政治指导思想，时称黄老之术或黄老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黄老思想。
惠帝初年，齐国丞相曹参“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即见盖公，盖公为言治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史记·曹相国世家》）。不过，汉初集中体现黄老思想的代表作，首推陆贾的《新语》一书。他在这本著作里分析总结秦王朝覆灭的教训，认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有鉴于此，故陆贾指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为政者应当“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而天下大治”。
从这些代表性的言论里我们可以看出，汉初的黄老思想，大体上是在肯定封建统治秩序和君臣关系的前提下，主张“顺民之情，与之休息”，以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应当承认，黄老之术作为汉初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指导思想，对于促进西汉王朝的巩固和社会生产的发展，还是产生了显著作用的。
二、董仲舒的新儒学
西汉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儒家学者们以先秦孔孟学说为本，兼收阴阳家、法家等一些学发展成为适应封建统一国家和皇权需要的新政治思想体系。在这方面发挥过重要的理论创新奠基作用的，便是董促舒的新儒学。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人，儒家学者，尤精于《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诏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贤良对策，阐明其新儒学思想。先后改任江都、胶西王相国，晚年退居在家，以治学著书为事。重要著作有《春秋繁露》一书。
“天人感兴”说，这是董仲舒新儒学的理论基石。他认为“天者，万物之主，万物非天不生”（以下均引自《春秋繁露》）人也毫不例外，而且人的形象、情感均同天相副，自自相通，故“天人一也”。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所以，如果人君统治的好，天就会降下祥瑞如凤凰、灵芝之类以示褒奖。如果管理的不好，国家将有失败之道。因此人君应当谨慎地依照天的意志行事，而且须及时注意改弦更张，这就叫更化，包括改正朔、晚服色、改元、制礼乐、除弊政，等等。不过，董仲舒又张调指出“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也就是说改制属化范围，并不意味着改变或影响“道”。因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道，本意是指天的意志，而实际上却是具体体现，为封建统治的思想原则、基本秩序。
董仲舒从他的天个感应论出发，又将阴最五行说同儒家的君臣父子伦理观结合起来，进而提出“三纲”理论。认为天有阴阳，阳尊阴卑。对应于人事，则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天为妻纲。
董仲舒又认为，天道以阳为主，阴道肋阳。对应于人事，是为刑，故人君的统治也应当以德为主，而以刑辅德。这里所说的德和刑，指的封建道德和刑罚。
董仲舒还主张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并由此引伸出思想上统一的必要性。他在上汉武帝的对策里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话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总之，董仲舒的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天个感应论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的出现，使儒家思想趋于神学化。这种新儒学极力为皇权的社圣性以及大一统帝国和封建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同进，它又试图借助天的威力，来适当限制皇帝的行为，以防止暴政的出现而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
三、史学与文学艺术
1、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前135—前86），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其父司马谈任太使令，并掌天文历法、朝廷档案、皇家图籍。司马迁少年起诵读古文，并向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分别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等儒家经典。20岁开始游历全国，遍及黄河及长江流域。后来又任郎中，出使西南地区，并多次随武帝出游各地，考察各地物产古迹、，风物传说，了解风土人情，从而大长见识，开拓眼界。武帝元封三年（108）继父职，官太史令。他利用工作之便，饱览了国家收藏档案文书和图书典籍，成为一个知识渊博、兼通文史哲及有关自然科学知识的杰出人物。
司马迁继父职后，就着手写一部通史，不料于天汉二年（前99），因替兵败而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进行辨护，而残遭宫刑。政治的失意与强烈的使命感，使他发愤著书。太始元年（前96）年，他出狱，改任中书令。经过十几年的写作，成《太史公书》，后人称《史记》
史记的内容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编年体，是以朝代或帝王为中心的大事记，为全书之纲；表，是采用表格的形式简要列出统治集团中人物的事系、史迹，分为世表、年表、月表；是叙述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天文历法、地理河渠等方面的沿革情况；世家主要记诸侯国的历史，兼及少数地位相当于诸侯的历史人物；列传是有关社会各阶层的一些具有重要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的传记，兼及中国一些少数民放和邻邦的史迹。时间从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代。
《史记》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史记》叙事，简炼生动。被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2、《七略》
汉成帝时，搜求天下遗书，令刘向等人校堪整理。每一书校下完毕，校书者均撰写作者生平、著作内容提要、学术源流、校雠情况等，并由刘向汇总而成《别录》一书。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在其父《别录》的基础上增删修订，最后撰成《七略》一书。内容包括七个部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实际上是一部总括西周以来文化学术著作的目录学专著。它不但成为中国目录学、校勘学的开山作。
3、汉赋和乐府诗
赋是西汉兴起的一种文学形式。它断承先秦的诗歌、楚辞、散文成就，融合创新成为一种兼散文、韵文、辅载文以体物写志的新文体。
赋作家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尤其是以司马相如最为著名。代表作有《吊屈原赋》、《子虚赋》、《七发》、《上林赋》、《羽猎赋》等。内容多侧重反映宫廷上流社会的生活。
乐府是西汉国家机构中掌管音乐的官署。武帝时，令乐府广泛采集民间歌谣，然后加工润色并配制乐曲，以供郊祀、朝会、宴享时表演，并借此了解风俗民情。这些经乐府选中而曲入乐的民歌，加上少量乐府收集的由文人创作的歌辞，统统被后人称作乐府诗。
西汉时乐府采集入选的民歌总138首，流传至今的大约还有三四十首。代表性的作品有《战城南》、《十五从军征》、《东门行》、《妇病行》、《陌上桑》、《有所思》、《上邪》等。内容深刻地反映了西汉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表现了他们的反抗精神，以五言为主，其思想性、艺术性多属上乘之作。
4、音乐与舞蹈
西汉民间音乐如相和歌、鼓吹乐、角抵戏等，同来自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交流融合，并产生了大型的歌舞——相和大典。乐器种类有所增多，除原有的中原传统乐器外，又增添了来自西域的琵琶、箜篌和出自北方游牧民放的角、笳等乐器。
西汉舞蹈，主要是宫廷里经常举行乐舞表演。宫廷之外，民间“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到瑟，郑舞赵讴”，亦属司空见惯。是时，舞蹈有雅舞、杂舞之分。前者主要用于祭祀活动，后者用于宴飨娱乐。
四、科学技术
1、太阳太阳黑子的最早记载
西汉末年人们已能观察太阳边缘有黑子，大小如弹丸，并且加以记录。西汉时期，对于天象的观测和记录趋于精确、齐备。《汉书五行志》记载“河平元年三月已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关太阳黑子的准确记录。
2、《太阳历》，汉武帝时，马迁等人商议制定新历，并汇集朝野通晓天文历算的学者唐都等参与编写，于武帝太初元年颁行天下，即《太阳历》。当时，堪称一部精密历法，标志着我国古代历法史上一次时代的进步。
3、《周髀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天文算学著作。使用了分数运算、开方算法以及著名的勾股定理。
4、造纸术的发明
造纸术的发明是我西汉科学史上一项伟大的成就。1957年在陕西西安东郊出土的古纸残片，1977年在甘肃居延烽燧出土二片古纸，都是汉初发明造纸术的有力证据。
5、马王堆出土的地图
1973年在湖南长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三幅绘在帛上的地图，分别为地形、驻军图、城邑图。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地理学知识以及实地测量、计算和绘图技术业已达到的水平。 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而绘制的地图。
参考书
高尚志、冯君实《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安作璋《汉史初探》，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
张维华《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版。
高敏《秦汉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思考题：
1、西汉初年为巩固封建统治采取了哪些措施？
2、试论西汉中央朝廷与王势力斗争的性质与意义。
3、汉武帝时是如何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
4、西汉通西域的意义。
5、评王莽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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