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
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
古往今来，对秦始皇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评论：一是借秦始皇来表达某种政治见解或主张，这可叫作史政论。史政论不属历史科学，但从性质上讲，即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一是作为历史研究对象，进行历史评价。
“四人帮”评论秦始皇是典型的反革命的史政论，谬论百出，荒诞不经。然而他们却凭借手中掌握的舆论大权，使这股妖风一度弥漫整个思想界，冒充研究历史，控制了史坛，取消了人们把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权力。我们这篇文章，旨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秦始皇作一番自由的、实事求是的讨论。
一、关于秦统一中国的主要原因问题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的王朝，秦始皇又是这个王朝的“始皇帝”，因些如何看待秦统一的主要原因，是把秦始皇置于什么基础之上的一个根本问题。
关于秦朝统一的原因，人们曾经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历史传统等各个方面进行过探讨。但对秦朝统一的主要原因，大家的看法却很不一致。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中，最为流行的一种见解是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顺应了人民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愿望，是为了巩固封建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一来，秦始皇的形象就顿时高大起来了。
果真人们有美好的愿望，就必定会得到甜蜜的果子吗?人们要求什么，社会之神就一定恩赐什么吗?事实证明，历史并不是这样。严格地说，历史不是按照人们的愿望前进的。在阶级社会里，像人们所占物质资料的差异悬殊一样，人们的愿望也极不一样。究竟按谁的愿望走?即使说人们都希望统一，那么到底由谁来统一呢?单单为争统一本身就会引起一场殊死的搏斗。退一步讲，在当时情况下就是有统一的愿望、要求，也只能处于自发的和分散的状态。这种自发的分散的愿望和要求，不通过一定的形式集中起来，在任何重大的历史变动中都不可能起什么重大作用。就事实而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处于无权地位的人民有过什么为争取统一而联合起来的实际行动；恰恰相反，在战国的史籍中，到处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厌战、避战、逃战等等反对兼并战争的事实。因此，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顺应了人民的要求、愿望等等，只不过是一种推想罢了。至于说秦始皇统一是为了巩固封建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更是令人难于信服。如果此说可以成立，岂不是说地主阶级已经进入自觉地、有计划地、有目的地从事创造历史的自由王国!很显然，这种把秦始皇现代化的做作，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
究竟什么是秦统一中国的根本原因呢?我们认为，这只能从封建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中去寻找。
西周奴隶制时代，土地所有权与分封制相联系，表现为奴隶主阶级的多极占有，而周天子拥有实际上或名义上的最高所有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便是西周松散的统一的基础。进入春秋以后，周天子式微了，也失去了土地最高所有者的资格，诸侯以及卿大夫们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与此同时，受到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刺激，诸侯与卿大夫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打红了眼，正像楚子反所说：“诸侯贪冒，侵欲不忌，争寻常以尽其民。”争夺之激烈，竟至“疆场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的地步。郑攻陈，陈告郑于晋(晋为霸主)，晋责问郑：“何故侵小?”郑反驳说：“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国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几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把晋问得无言答对。大国吞并小国就是这一运动最明显的结果。据历史记载，齐灭掉三十五个小国及一些部落，楚灭掉四十余国和一些部落，晋灭掉二十余国，征服四十余国，秦益国二十，开地千里。诸侯对以周天子为轴心的统一来说是分裂割据，而各诸侯国灭掉许多小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又是地区性的统一。春秋初期有一百多个诸侯国，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兼并和伴随着地主阶级夺权，形成了七个大国，大国中间还夹存着十几个小国。这些诸侯在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内，不仅占有众多的土地，而且对全部土地拥有最高支配权。诸侯们把多数的土地通过授田制分配给农民耕种；一部分分封给亲戚功臣，形成封建的多极所有。还有一部分赏赐给功臣、武卒，这部分逐渐变成个人的私产。所以在当时的土地运转中，诸侯(封建国家)处于枢纽的地位。土地和人民既是国君财政的渊薮，又是用来进行政治活动、调动臣民为自己所用的
资本。正如韩非所说：“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管子》也有类似记载：“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土地既是财源，又是换取臣民力量的交换物，所以诸侯视地为宝，“地者，人主所甚爱也”。孟子也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对君主来说，为臣的责任就是要“尽力竭智，欲以为王广土取尊名”。所以，“尊主、广地、强兵”，这三者就像连环套一样循环不已。战国时期犹如飞轮转动式的战争，都是围绕着争夺土地和人口展开的，强者如果不把弱者吞并掉是决不罢休的。当时的君主及一些思想家和游说之士曾不断谈到统一问题，用他们语言来说，叫作“霸王”、“霸王之业”、“帝”、“一天下”、“定于一”、“天子”、“兼天下”、“尽亡天下”、“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跨海内制诸侯”、“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天下为一”等等。这些不同的称呼反映着一个问题：各诸侯争为天下之主。诸侯们争吞天下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目的。
秦始皇也不例外。唯一不同的是，他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在这同样的轨道上都跑得快。顿弱说：“皇帝，即以天下恭养。”战国末年其他说客们也都很明白，秦“非尽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矣”。尉缭甚至在秦国也直言不讳地说：如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在统一以后，秦始皇自己也说得很明白：“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这些话同统一前别人对他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经济上的兼并运动决定着统一，这在战国各国君主那里是如此。那么为什么秦始皇能够完成统一，而东方六国国王们统一的美梦却破灭了呢?这仍然需要从秦内部的经济运动中去寻找原因。我们认为，秦能够统一的因素很多，但它能严格地按照军功爵和公爵进行赏罚，是诸种因素的基础。秦自商鞅以来一直贯彻执行的军功爵制度，使全国上下军民都纳入了战争的轨道，而且这种多等级制吸引着每一个人来发挥自己的最大能量。这种制度之所以有威力，关键在于它是由国家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基本形式，各级爵位的实际利益是落实在土地、赋税、徭役的分配以及个人身份升降等等之上的。这正如荀卿所说：“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地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习惯)之以庆赏，?(制裁)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厄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秦的统治者是怎样利用土地、租税、爵位等等调动臣民的战斗力，“使天下之民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田”的。用经济手段调动了臣民的力量，打了胜仗又使秦国获取了更大的利益，如此循环，这就是秦强和秦始皇完成统一的基本原因、并吞诸侯的秘密基础。
既然秦的封建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是封建经济运动的产物，因此统一中央集权更有利于地主阶级，特别是便于君主对农民的掠夺与压迫。在农民未联合起来以前，封建统一的中央集权越强大，就愈有利于地主阶级宰割那些分散的个体的农民，这是封建统一中央集权的最本质的一般表现。
从我国历史上看，封建统一所直接继承的历史条件，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经过长期的封建割据与兼并而形成的统一；二是在民族政权分立的基础上，互相兼并而形成的统一；三是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前王朝，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势力之后，由地主阶级再建的封建统一。这种历史背景的差异，对统一后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是有直接影响的。秦的统一是属于第一种情况。这种统一所形成的过程，一般地说，没有削弱地主阶级的势力，相反，是在地主阶级势力竞争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在统一之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往往表现得更为残暴和肆无忌惮。秦统一后，秦始皇所做所为就是最好的说明。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功是卓著的，但认为秦始皇统一代表了人民的要求、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等观点，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认为，秦始皇统一后所实行的政策，从本质上与主流看，是他争取统一过程中实行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且看秦统一后的事实是怎样反驳上述观点的吧。
二、从社会实际效果来检验秦始皇政策、措施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实行了一系列与这种统一相辅相成或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策、措施。例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收天下兵”；“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二十七年，“治驰道”。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儒”。与此同时，北征匈奴，筑长城，南戍五岭，五次巡游等等，显赫的事件排满了秦始皇的日程表。
有相当多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和讲堂上，几乎众口一词，无不称赞秦始皇的这些政策、措施，认为它有利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但是人们常常向历史学家们提出，赫赫的秦朝何以短祚?经济文化的发展又表现在哪里?秦始皇既然作了那么多顺应历史发展的事业，为什么在他活着的时候发生了农民暴动，而死后不到一年就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这风云突变，如何解释?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去分析秦始皇的政策与活动呢?
我们认为，评论历史上一种政策、措施及其制定者的功过时，主要应根据当时的历史实践进行综合考察。
应该说，秦始皇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其中有一些是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然而是什么原因没有能够使这些政策、措施发挥作用，成为维系秦王朝长治久安的纽带，反而被淹没在愤怒的声浪中呢?这就说明，一种好的政策的实施不是孤立的，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政策予以保证。如果有一些与之相反的政策或举动，双方不仅会有抵消作用，而且力量大的一方势必压倒另一方。任凭错误的政策和行为无限度泛滥，好的政策、措施就会黯淡无光，甚至根本失灵。
车同轨、修驰道、统一度量衡等等措施，照理讲应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秦始皇用强大的中央集权和严密的队伍组织控制人民的迁徙自由，奉行比重农抑商更为严峻的“除末”政策，谪发贾人戍边，压制商业，使驰道不是通往经济繁荣、文化交流的康庄大道，而主要成为秦始皇吸吮人民血汗的大动脉和调兵遣将、运输军需、押送囚徒的干道。
“书同文字”，这无论如何评价，它本身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但文字毕竟只是交际的工具，文化的内容却要广泛的多。秦始皇奉行“以吏为师”的政策，要人们只学法律，这就不是发展文化，而是窒息文化了。书同文变成了秦始皇推行封建文化专制的工具。
“使黔首自实田”、“上农”政策和徙民垦荒等，对进一步巩固封建私有制和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本应有积极意义，但秦始皇却滥用民力，头会箕敛，使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完全遭到破坏。
“焚书”“坑儒”，十几年来几乎都说是秦始皇反复古、反分裂、坚持改革、维护统一的一项重大措施。评价更高者则认为是一次具有反复辟性质的政治思想革命。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还是对事情的过程与效果进行一番考察吧。
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上前祝寿。仆射周青臣进颂说：“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听了喜形于色。没料到博士淳于越迎头泼了一瓢冷水。他建议应分封子弟功臣为枝辅以防大臣篡权，警告：“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又指出周青臣“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让群臣讨论淳于越的意见。随之，李斯发表了著名的“焚书”议，当即得到秦始皇的准许，付诸实行。
就李斯提倡“师今”，反对淳于越“师古”而论，无疑是对的。但考察一下事件的全部就会发现，出发点是对的，而落脚点却大谬。从焚书内容看，把非秦纪的史书和“诗书百家语”统统烧掉，显然过了头。那种认为焚书是为了统一，把百家争鸣同统一看成是格格不入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法家主张统一，儒家如孟轲、荀卿等又何尝不主张统一?淳于越的建议尽管迂腐，其心还是向着秦始皇的。“统一”不应是“统死”，特别在思想上更不能“统死”。禁绝百家，以吏为师，从根本上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堵塞了对事物进行探讨之路，扼杀了文化的发展。“焚书”的直接结果，是把秦始皇的极权推向了更高峰。焚书之时已是秦始皇统治的晚年，当时社会危机已明显暴露出来。在这样的时刻，就是从秦朝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也应该让臣下七嘴八舌，寻求对策。可是焚书却完全堵塞了言路。对统治者来说，没有不同意见，就没有比较和选择，也就失去了应变的能力。秦朝只好沿着秦始皇那些极端政策更迅速地向覆亡滑去。所以“焚书”决不是秦始皇政治棋盘中的一步好棋。
关于“坑儒”，我们许多同志把它看作是“焚书”的继续或镇压反革命之举。为了分析这一历史公案，不妨把“招祸”那段文字摘引出来，弄个水落石出。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畏，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首先分析一下“坑儒”是不是“焚书”的继续。从卢生、侯生的议论看，与“焚书”事件无关。相反，他们是在焚书之后更加受到重用。秦始皇曾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接着便讲如何器重方术之士等等。事情是这样的乖戾，受青睐的方土也起来批评秦始皇了!秦始皇火冒三丈，勒令追查，结果把那些心怀不满的儒生一并拿来问罪，很显然，儒生是被株连受冤的。
其次，就事件的性质而论，卢生侯生等方士求仙药是荒唐的，而他们不正是投秦始皇之所好吗?如果秦始皇能够翻然悔悟，不再迷信鬼神，杀了这些方土也算有些道理。然而他并没有迈出这一步。试问，有权的迷信家杀掉无权的迷信家能算是革命家吗?再则，就其内容来讲，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批评基本上是切中要害的，没有言过其实的诬罔谩骂之语。而秦始皇却以“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为借口，搞了一场“坑儒”奇案。从社会效果看，如果坑儒之后带来了文化的新发展，我们完全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评价秦始皇的这一粗暴行为。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秦始皇以反复古为名走到了极端的文化专制，一怒之下又杀了那么多人，这难道能称得起是革命吗?
综上所述，秦始皇所采取的某些政策、措施，就单项推论，似乎无可非议；然而却被另外一些政策、措施所抵消，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或起点不误，落脚点却走到了起点的反面。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任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都必须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上的各个阶级、阶层、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人民，能够进行起码的正常的生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篇著名悼文中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想从事任何其他活动都是根本不可能的。秦始皇恰恰从总体上无情地破坏了这样的基础。他的破坏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秦始皇好大喜功，他超越战后秦朝物资匮乏、人丁稀疏的现实，不惜动用大量民力财力，进行一系列浩大的工程。古长城，如龙腾蛇伏，绵延万里，巍巍壮观。它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和无穷智慧，仍为今天的人们所叹服。然而，这却又是秦始皇不顾“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谬”的现实，不顾百姓之急，不养老存孤，一意“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的罪证。“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呕哎哑，多于市人之言语。”唐人杜牧的这篇名作《阿房宫赋》，自然带有艺术的夸张。但为修阿房宫和骊山墓，动用“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那是司马迁清清楚楚写在《史记》中的。新近发掘出来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浩大的规模，威武的气派，也足证史记之不误，杜牧之合理。始皇二十八年，“为驰道于天下，东穷
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这驰道，路宽五十步，每隔三丈树以青松，坦坦荡荡，这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古代，也算得上是空前的交通设施了。然而这又耗费了多少民力!另外，“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这又耗费多少的民力!还有戍五岭、击匈奴，又是百万之众。
不论上述这些工程、活动的性质如何，是它们的总和把人民淹没在大规模徭役、兵役的苦海里。试想，一个连简单的再生产都不能维持的朝代，无论怎样用第一个统一的王朝或某项事业有什么伟大意义来为它辩解，它也是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的。
其次，秦始皇是一个少见的暴君，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刑罚之严使人没有伸屈之地，真是跋前? 后，动辄得咎。我们一触及秦代的历史材料，成千上万的刑徒、罪人便映眼而来。刑徙、隐宫者、黥首者、被谪者，各种各样的“罪人”，无处不有，无时不见，平均一、二十人中就有一名罪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绝非虚言。整个秦王朝简直成了一个大囚场。范阳令“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范阳令这种人物的出现，恰恰是秦始皇行苛法的必然结果。
就这样，秦始皇统治下的秦王朝成了一个刀光剑影、随时都可能身首异处的恐怖世界，这哪里还谈得上去贯彻推行那些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呢?
宫廷的狂欢作乐遮盖不住挣扎在死亡线上千百万人民的呻吟；周青臣之流的颂扬遮盖不住众生的愤怒!面对着“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惨景，纵然用玫瑰的颜色来描绘秦始皇的这些政策、措施，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分析秦始皇的政策、措施时，我们还应当充分估计到秦末农民提出的“天下苦秦久矣”这个口号的意义。
“苦秦久矣”这个“久”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四人帮”及其御用史学家认为，秦始皇统治时期，“黔首安宁”，“黔首是富”，老百姓像生活在天堂里，根本无苦，苦只是到了秦二世时才出现的。这显然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胡说八道。
有一些好心的同志也觉得秦始皇统一中国功劳大，把这个“苦”字算到秦始皇的头上，似乎感到有点与心不忍；如果把它从秦始皇账上一笔抹掉，又感到是严重地歪曲历史，于是乎就采取了一种轻重笔法，把秦始皇统治时期的农民之苦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到秦二世和赵高时期就尽量说重。这种好心，当然也不能准确地解释历史。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过：“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筈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崛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影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贾谊的偏见我们暂且不论，但陈涉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只能是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苦久”的大爆发。
陈胜、刘邦关于“天下苦秦久矣”这个口号的提出，能使我们从阶级斗争的总和中去认识秦始皇的统治，去更深刻地分析秦始皇各项政策、措施的实际意义。
我们这样来分析秦始皇的政策、措施，是不是要全部否定呢?当然不是。我们评价历史，不仅要从当时历史的总和进行考察，而且还要从历史的总过程来考察。秦始皇的一些举动，尽管使一些好的政策、措施失去了影响当时社会的机会，但这些好的政策、措施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因为秦始皇的某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客观过程的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之树所结的果实是不会因为秦朝的灭亡而消失的。只要这种历史必然性还在起作用，秦始皇的某些政策、措施就会作为历史遗产而影响后世和启发来者的头脑。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由于是集中地反映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尽管被秦末农民起义及以后的农民起义多次打乱，但封建统治者一旦得势，总是千方百计把它恢复和健全起来。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是经济文化交往的工具和经济文化发展所要求，所以这些措施便作为历史遗产为后来的人们所继承和应用。长城在以后民族斗争中，作为防御工事还起过作用。戍五岭是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重要的历史一环。当然，这种影响和作用不是秦始皇的政策、措施原生形态的简单再现，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基础上，作为历史的因素起作用。
总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及其活动，有的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有的则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后者力量大于前者，破坏了推行那些正确政策、措施的社会基础，造成那样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峻形势，对此秦始皇是要负责的。
在以往的著述中，几乎总是说秦的统一有利经济文化发展，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等等。这种把统一说成是绝对好的观点是不符历史事实的。在阶级社会里，统一总是同一定的政治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封建的统一比封建的战乱有可能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但封建的统一的中央集权也可能为统治者胡作非为、阻碍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因此封建的统一同经济文化的发展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逻辑关系。秦始皇统一中国比扰扰嚷嚷的战国是个进步，但统一之后，由于秦始皇统得过死，凭借极权强行搞了那么多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超越当时人民负担能力的活动，反而窒息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广大农民丧失了起码的生活条件。因此，对统一要进行具体分析。
三、从英雄到孤家寡人
秦王朝从胜利到走向灭亡的历史，也就是秦始皇从英雄转变成孤家寡人的历史。对于秦始皇的这种转变，要从历史客观现实的变化和他本人品质的结合上来说明。
秦始皇是个幸远儿，他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这里我们先引几段当时人对当时形势的看法。
长平之战后，国子劝齐合纵抗秦时说道：“秦伐魏取安邑，伐赵取晋阳，伐楚取鄢郢矣。逼三国之君，兼二周之地，举韩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赵魏，疏中国，封卫之东野，兼魏之河南，绝赵之东阳，则赵魏亦危矣。”
一说客对韩王说：“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与古同，事之虽如子之事父，犹将亡之地；行虽如伯夷，犹将亡之也；行虽如桀纣，犹将亡之也。虽善事之，无益也。不可以为存，适足以自令亟亡也。”
李斯入秦后，第一次与秦王政谈话也说到：“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统一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地平线，已为人们的目力所及了。但是，秦对东方六国战争的艰难性所造成的严酷的现实，使那些与上述论调持相反态度的游说之士，仍有活动的场所。例如，秦王政十年，齐王建入秦称臣，就遭到即墨大夫的反对，主张联合三晋及楚，“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即使在秦灭亡六国的前夕，顿弱在向秦王政献离间六国之计时也还说：“天下未尝无事也，非纵即横也。横成则秦帝，纵成即楚王。”事实上，东方六国也常常在重大战役上战胜秦军，使秦始终不敢等闲视之。例如，魏安厘王三十年，即秦王政即位的前一年，无忌回到魏国，率领五国兵攻秦，大败秦军于河外，秦大将蒙骜退走。秦王政即位的第六年，韩、赵、魏、卫、楚共击秦，取寿陵。赵王迁三年，即秦王政十四年，赵国大将李牧在肥垒(今河北藁城一带)大败秦军；第二年，李牧又打败秦军于番吾(今河北灵寿县南)。至于秦始皇对楚国的战争，就更加艰苦。
你看，果子已经成熟了，然而想摘取它又是这样的艰难。这就说明，秦始皇必须兢兢业业，小心谨慎，方能争取战争上胜利。否则，稍有大意，就会招致失败，甚至前功尽弃。现实就是这样的矛盾。而恰恰是这种不时有漩涡出现的历史潮流，成为造就秦始皇这个英雄人物的基础。
人们常常说，“时势造英雄”。那么是什么样的时势才能造英雄呢?一般地说，要具备这样两个特点：即宜人之势和逼人之势。秦始皇善于在这样的风浪中游泳，他在宜人的形势中善采其“宜”，在逼人的形势下善克其“逼”，表现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品格。
第一，他敢于作出灭亡六国的战略决策。当时，秦始皇面临着两种抉择：有人建议他勿灭六国，免盛极而败；有的则建议他一鼓作气，统一天下。他自己也提出过“山东之建国，可兼与”的疑问。历史上常常有成熟的时机而被决策人物放走的事例，造成历史性的错误，人们为此而长叹。例如长平之战后，秦本可以一举而灭赵，白起就曾这样主张过，但是由于秦昭王的犹豫，这个时机悄悄从秦国那些达官贵人们的身旁溜走了。秦始皇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即像李斯所说的那样：“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我们决不能把李斯的话视为危言耸听之论，因为当时的确是胜负未卜的。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处于决策地位的人物决而不决或决而不当，常会使历史走一段或长或短的曲折之路，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秦始皇在进行统一这个问题上英明果断，当决而决，正表现了他的雄才
大略。
第二，军事进攻与政治上的分化瓦解配合得巧妙得当。我们纵观秦灭六国的过程，秦始皇采取了远交近攻，集中兵力，先易后难，中间突破，后扫两翼，最后灭齐的方针，在执行中又及时抓住可乘之机。灵活机动地变通主攻方向，在军事进攻的同时，配合以政治上的分化瓦解，两者结合，得心应手，加速了统一的进程。
第三，善于和敢于竭尽全力进行决战。秦灭韩、赵、魏、燕，有过艰苦的战斗，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总的说来，秦军是一种势如破竹的格局。可是在秦楚战场上，情况就迥然不同了。秦始皇在灭掉韩、赵、魏、燕之后，想一口吞下楚国这块肥肉，召集满朝文武，计议灭楚大计。他认为王翦所说灭楚需要六十万人的主张，是人老怯敌之论，而轻信了那位年轻后生李信自吹自擂的话，让李信只带着二十万人去打楚国，结果几乎全军覆没。之后，秦始皇亲躬王翦乡里，请老将出征，并答应王翦提出的全部条件。在这两强决战的关键时刻，秦始皇信任部将压倒了猜忌，全力以赴的决心取代了侥幸取胜的心理，毅然倾全秦之兵交由王翦指挥，进行了这场非胜即亡的战争。老实说，没有气吞海内的气概，是不敢作出这种决断的。
第四，善于用人，博采众议，从谏如流，落落大方。在统一期间，秦始皇身上这种杰出人物的品质表现得相当突出，他之对李斯、尉缭、姚贾等人的态度就是明证。
李斯到秦国，为秦始皇所赏识，拜为客卿的时候，正遇上韩国派郑国到秦国搞间谍活动案被发觉，秦始皇听从了宗室大臣的建议，下了一道逐客令，驱逐包括李斯在内的全部“诸侯人来事秦者”。对此，李斯上谏逐客书，以秦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批评了秦始皇准备实行的锁国政策。这时，秦始皇能以理智代替感情，毅然决然除去逐客令，派人追回李斯，官复原职。
尉缭在与秦始皇交谈之后，辱骂过秦始皇，说：“秦王为人，隆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可是，秦始皇依然觉得尉缭是一个人材，在当时的形势下，尉缭的计策，对于秦国之必要，如同一个人对于衣服和食物那样不可缺少，所以秦始皇不但没有因此而恼怒，反而拜他为国尉，委以重任。
总之，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秦始皇能认清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朝廷上，亦能允许大臣们对问题进行反复议论，达到了这个英雄人物的最高峰。
但是，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战争的胜利，统一的成功，至高无上的皇权，使他陶醉了，迅速从英雄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向孤家寡人的境地涌去。
在新的形势下，秦始皇对防止六国贵族死灰复燃，倒是颇有警觉性。但是形势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刚刚脱离战国之苦的人民，嗷嗷待哺，极需休养生息这一点，秦始皇非但没有觉察到，反而是作了完全相反的估计。他到处吹嘘“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功盖五帝，泽及牛马”，“黎庶无徭，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用这种虚伪的文字来掩盖男离田亩，红女赴戍的惨景。在秦始皇看来，他已泽及牛马，何况人乎?人民的一切都是他给予的，所以他也就有权向人民索取一切，不给就是负恩，负恩是应该受到惩罚的。横征暴敛与严刑苛法相佐，形成了恶性循环。人民对他所抱的一切希望都统统破灭了，秦始皇的存在完全成了那个时代和人民的对立物。
在皇权神圣的封建时代，王本来就是超群而独立，称孤道寡的。秦始皇做了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当然就更加神气和威风。有一帮大臣不断制造神化秦始皇的舆论，这点只要看看议帝号那场戏和刻石上的肉麻的颂词，就一目了然了。而秦始皇本人也欣然接受了这样的恭维。当然，造成这样一个绝对权威对统治人民是有用的，但对统治集团来讲并不总是一件好事情。战国时期那种君臣相对性消失了，秦始皇在一片神化声浪中，越来越觉得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当年允许臣下亢礼的风度、深听异见的作风完全消失了，再也听不进不同意见，更容不得批评。李斯曾建议他勿攻匈奴，他拒不采纳。“坑儒”之后，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对他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颂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扶苏的劝告，根本无顶撞无冒犯之词，而秦始皇却勃然大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实际上就是施以流放罪。《吕氏春秋·骄恣篇》在总结亡国经验时指出：“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雍塞。”秦始皇晚年不正是这样一位把秦国推到亡国边缘的君主吗?
问题还不止如此。他为了能永居帝位，幻想成神成仙。最初他想皇帝的宝座由他一家独坐，要“传之万世”，但传之万世还不如他自己坐万世更惬意，于是他便迷信成仙，妄想长生不死。始皇二十八年，他东巡琅邪，齐人徐?说海中有三座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上面住着仙人。秦始皇居然信以为真，派徐?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到碣石，又派燕人卢生寻找仙子羡门、高誓。茫茫天穹，仙人何在?就在这一年，秦始皇觉得即使求得仙人，自己毕竟还不是仙人，于是“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他要亲自尝一尝不食人间烟火、做一个仙人的滋味了。不久，燕人卢生入海回来，献上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五个大字的图书，胡诌了一通鬼神的事。仙迷心窍的秦始皇误认为“亡秦”的“胡”是胡人匈奴，因而便大事进攻匈奴。更为可怜的是，从此以后，秦始皇对迷信占卜更加深信不疑。始皇三十六年，发生了一件所谓鬼神的事。秦始皇求人占卜，“卦得游徙吉”，于是他便迁北河榆中三万家，翌年十月遵卦出游。这一年，秦始皇再至琅邪，方士徐?根本没有找到神仙的影子，十年光阴不算短，仙人未得，耗资巨万，秦始皇应该清醒了。可是，他却继续执迷不悟，被徐?编造的另一套神话所欺骗。
秦始皇晚年，疑神疑鬼，怀疑一切，只相信自己，结果自我禁锢，与世隔绝，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韩非说过：“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秦始皇又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始皇三十五年，卢生求仙人不得，对秦始皇胡编了一套谎言，说什么“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大约是方士们摸透了秦始皇贵独的心理，所以就步步紧逼，结果在秦始皇身上，神仙学和法家“贵独”达到了高度结合。他自称“真人”，连“朕”也不称了。命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秦始皇到梁山宫，从山上看到丞相李斯车骑甚众，大有自惭形秽之感。有人将此告诉了李斯，李斯便减少了随从人马。秦始皇大怒，认为是犯了他的禁忌，把在场的人全部杀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迹了。韩非主张“贞信之士不盈于十”，秦始皇到了晚年所相信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始皇三十七年十月最后一次出游，重要的随从人员也只有“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出游不似深居皇宫，该是君臣朝夕相处，然而秦始皇病死沙丘，除了上面那几个人以外，其余群臣竟然一无所知。可见即便在出巡的情况下，能接近秦始皇的人也是很少很少的了。
历史事实表明，君主越是神秘，权力越是集中，这个君主就越是容易被人愚弄和操纵，他的权力也就越是容易被奸臣所篡夺。《吕氏春秋·君守篇》在评述奸臣的产生时指出：“凡奸邪险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为。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动者静，宜静者动也。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奸臣一类人物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毒蘑菇能否冒出来，关键是“人主所为”。赵高这个毒蘑菇应该说是由秦始皇培育出来的。
四、法家与秦胜秦亡的关系
秦始皇是终生信奉法家的，统一后尽管他还崇尚五德终始说与神学迷信，可是这两种理论在秦始皇那里都巧妙地成了尊法的一种补充。五德终始证明他代周的必然性和行苛法的合理性，秦为水德，水德主阴，阴在政治上就表现为残酷的刑罚。神仙迷信同法家的“贵独”相衔接，更加神化了皇权。秦始皇对儒家总起来说不感兴趣，但对其中的封禅说，把皇帝和上帝联系在一起，他还是感到津津有味的。他是第一个搞封禅的帝王。
法家思想在秦始皇统一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但秦亡同法家是什么关系呢?历史上曾有人说秦亡于尊法黜儒。可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此说被定为大禁，他们规定秦只能亡于儒。可是谁都知道，儒家在秦朝连个合法的地位都没保住，又何谈秦亡于儒呢?此说纯粹是“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搞影射的产物。
关于秦亡于尊法黜儒，最早是由陆贾的《新语》，特别是贾谊的鸿篇《过秦论》中提出来的。两千年来，人们陈陈相因，在封建社会几乎成为定论，对今天的史学界也有相当深的影响。这种说法对吗?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像秦朝灭亡这样重大历史事变的终极原因，不应当从思想中去寻找，而应当从经济条件中去寻找。从这个意义上讲，秦亡于法的提法也是不对的。至于说秦亡于尊法黜儒，则包含着很大的扬儒抑法的成分在内，当然错误更多。但是，一种思想，特别是把它作为一个王朝的统治思想的时候，对加快或者迟缓社会发展的速度和王朝存在的长短是有重大作用的。秦朝的灭亡，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农民和地主之间矛盾的激化，是农民起义推翻的。但秦朝何以速亡?这同秦始皇所奉行的法家思想有重大关系。
为什么帮助秦始皇取得胜利的法家思想又迅速地把他引向失败?我们可以从统一前后历史条件变化的对比中寻找答案。
法家是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和耕战的。在统一之后，秦始皇所采取的各项政策与措施，十分明显，是他争取实现统一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例如在行分封还是行郡县这个问题上，他讲得很清楚：“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征匈奴、戍五岭，从本质与主流上看，应该说是他兼并六国政策的继续。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个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与除灭六国有明显的不同。六国均属富饶之地，对六国用兵虽然花去许多许多军资，但可以做到以战养战，获得不可胜数的战利品。但征匈奴与戍五岭，非但不能以战养战，反而蚀了不少老本。这一点李斯当时就指出过。汉初晁错批评秦始皇“贪戾而欲广大”，“功未立而天下乱”，是有一定根据的。其后主父偃、严安等又详论了得不偿失，引起天下大叛的经验教训。
在处理君臣关系上，法家的主张本来就很成问题。他只讲君，不讲臣，主张主尊臣卑，把君臣关系完全对立起来。韩非就赤裸裸地宣称：“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又说：“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还说：“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一句话，“上法而不上贤”。在统一之前，由于形势所迫，秦始皇采取了招揽人才、虚心纳谏的态度，可是，在统一之后，秦始皇就死死按照韩非这些主张行事了。侯生、卢生说的“丞相诸大臣皆多成事，倚办于上”，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特别是在他的晚年，不察民情，不知实底，不听异见，闭目塞听，完全陷入了昏昏然、蒙蒙然的状态；然而他又要说一不二，这种有令无议的紧张局面大大削弱了秦朝进行统治的能力。
在处理君民关系上，法家，特别是韩非，完全不理睬当时有关“贵民”、“爱民”、“为民”、民水君舟等思想，在他们看来，民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供君主役使。韩非公开讲：“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用其力。”在统一之前，由于秦与六国相争的矛盾十分突出，而且又可以在同六国的交锋中做到以战养战，用“良田大宅”、“爵禄”等实际利益来“易民死命”。但统一之后，这种条件基本上消失了。正如晁错所指出的，“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而秦始皇要用民戍边，用民大兴土木，用民作奴隶，总之，要无偿地“用其力”。怎么办?秦始皇还是那一套，苛法在其前，刀剑随其后，法家的残酷性得到空前的发挥。
本来，如贾谊《过秦论》所说，春秋以后，“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疲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然而，秦始皇却“怀含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故其亡可立而待”。我们仔细推敲贾谊的议论，某些具体情节或许不当，但从总体上讲，实在是一番入木三分的总结。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不但不改弦更张，而是变本加厉，所以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显赫一时的秦王朝随之崩溃了。
“四人帮”及其御用史学家说什么秦亡于儒，企图为秦始皇的罪恶辩护，那是徒劳的。
秦始皇依靠法家所取得的胜利，决不能代替地依靠法家的所犯下的罪恶!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功大过亦大的人物，集中在他身上的矛盾重重交错。怎样在复杂的矛盾变化中陈述他的功过是非，是我们远未解决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正因为复杂，对他的评价历来差距悬殊，甚至大相径庭，其中蕴含的理论分歧也较多。再加上“四人帮”借吹捧秦始皇宣扬封建专制主义，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因此对秦始皇进行再评价，对促进历史研究、批判封建专制主义，都是有意义的。
附言：
我在1973年底写过一篇《论秦始皇》，当时遭禁，后来刊登在《南开大学学报》1977年第5期上。这次我同王连升同志合写的本文，许多观点有变化，这可作为自我批判吧。
刘泽华附笔 1979年1月
(原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
【点此下载】